2019秋，北京國家博物館舉辦紀念甲骨文發現120周年特展。甲骨文是最早成體系的漢字，蘊藏著大量商代的史實和社會、政治、生產、文化的資訊。它不僅是中國人的共同文化根源，也是世界文化史的瑰寶。2017年甲骨文入選「世界記憶名錄」，它的文化價值和歷史意義，永為中國人所珍惜。

清光緒25年(1899)金石學家王懿榮斷定，長期以來被當作藥材甲骨上的刻畫符號是商代文字。同年，王襄和孟定生在天津開始購藏甲骨。從此人們開始了對甲骨文的研究。經過100多年幾代人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已具備漢字基本造法

甲骨文以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為主，大約有4,500個單字，已經識別的約占三分之一。甲骨文字異體較多，但已具備「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等漢字的基本造法。對比甲骨文和之後的篆、隸、草、行、楷等書體，讓人們瞭解漢字的溯源和演化一脈相承。

商人占卜，先在龜甲（牛骨）上鑽孔，再以火炙使其產生裂紋，從裂紋以判吉凶，並將過程用當時的文字記載下來。甲骨文例一般包括(1)前辭（敘辭），記錄占卜的時間（干支名）、占卜者和地點。(2)命辭（貞辭），記錄占卜的事情。(3)占辭，根據甲骨裂紋判定吉凶。(4)驗辭，記錄占卜後的印驗情況。但許多卜辭只有前辭、命辭，或只有命辭。占卜者稱為「貞人」或「卜人」。貞人的身分涉及王、卜官、工官、小臣，以及其他的臣僚和宗子。已斷定的商代貞人有100多位，他們的年代可以作為甲骨文分期斷代的重要標準。

卜辭使商代成為信史

對甲骨文卜辭的研究，使商代由傳說成為可信的歷史，特別是1917年王國維寫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證實司馬遷的《史記·殷本紀》中商王的世系基本可信，從成湯到帝辛（紂）都為17世，差別的是前者為29王，而後者為31王。結合《史記》史料和甲骨文的出土記載，給了我們瞭解商代歷史、政治、社會和人物新的管道。

司馬遷的時代應未知甲骨文，他不愧是位偉大的歷史學家，《史記》中關於遠古的記載很可能不再是虛構的神話，這對探尋中華文化的根源意義非凡。

商王掌握軍權和祭祀權

商王是最高的統治者，掌握著軍權和祭祀權，自稱「一人」、「余一人」。王以下有婦、子、侯、伯等近親貴族或異姓諸侯，以及官吏的輔佐協助治理。

商代把祭祀和戰爭列為王國的大事，從成湯滅夏，戰爭貫穿商代歷史的始終。戰爭中獲取的羌方之人，稱為「獲羌」，通常都被作為祭祀時的人牲使用。甲骨文的卜辭顯示，商代的軍事組織、作戰方式和規模都達到了相當的水準。

商代的領域概念分為王畿、四土、四至三個層次。王畿為內服（中土），以王邑為中心，王邑之外的近郊稱東南西北四「鄙」，再遠外的區域稱東南西北等四「奠」，「奠」就是後來「甸服」或「畿甸」中的「甸」之由來。王邑、鄙、奠三者構成「王畿」。四土為外服（四方：東土、北土、西土、南土）是王朝控制的區域。再周邊的四至（四戈）則為疆域以外的範圍。此外，還有方國，分布在王朝勢力的周邊。當方國臣服於商時，便被納入勢力範圍之內，反之，則游離在外，這就形成了商代疆域的複雜多變。

農業、田獵為重要活動

商代社會經濟以農業為主，收成的好壞關係到王朝的大事。商王經常卜問「受年」（收成）與否。圍繞著農事，他們常舉行各種占卜和祭祀上帝、山川神祗與祖先的活動。商人觀察四季自然的規律，以便及時播種和收成，逐步發展出天文曆法的知識。

卜辭中的田獵活動稱為狩或田，大都是商王的遊田逸樂，或帶有軍事意義的狩獵。每於田獵之前，總要卜問是否可狩獵及狩獵的地方、參與人員、方式、對象乃至會否有所收穫等。可見，商人對於田獵的重視，也顯示田獵在社會活動（如祭祀時大量用牲畜）中的重要地位。

商人認為疾病源於天神或祖先的降災，從甲骨文看，治療方法只有占卜。卜辭中有大量關於求生、受生、有子到分娩的記載，反映了商人對於繁衍人口的重視。

甲骨文的卜辭顯示，商代崇拜上帝，也祭祀祖先（舊臣）神和自然界的神。商人把日月星辰、風雨雷電、山川土地人格化，敬奉其為上帝的使臣，而加以崇拜祭祀。宗廟是最重要的祭祀場所。玉兵器如：玉刀、玉戈、玉鉞、玉戚（類似玉斧，兩側有鋸齒狀扉棱的兵器）等禮儀用器，廣泛地用於祭祀活動。

甲骨文出土雖然以殷墟一地為主，但1950年代以來西周甲骨出土不斷，集中在陝西周原和岐山周公廟，河北、河南、山西等地也發現了近千片，字數超過2,000字。西周甲骨是商代甲骨文的延續，是研究商周關係和西周早中期歷史社會的重要資料。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