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總統大選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投票之前上百萬「韓粉」在凱達格蘭大道舉辦造勢大會的場面，不料聲勢浩大的造勢，卻激起年輕世代「英粉」的危機感，他們低調返鄉投票，使蔡英文獲得817萬張票贏得大選。

這是台灣地區歷屆總統大選中，最為明顯的一次「民粹對決」。就選舉的結果來看，這是一次「討厭民進黨」和「討厭國瑜黨」的對決；但就社會氛圍來看，却是「選美國」和「選中國」的對決。更清楚地說，這次大選根本就是一場「代理人的戰爭」。

台灣大選是代理人的戰爭

去年4月，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已清楚表明：中美雙方的貿易戰爭，在本質上是「文明衝突」。美國政府已擬好類似二戰後冷戰的「X計畫」，準備全面圍堵中國。這次台灣大選其實就是一場圍堵中國的「網路戰爭」，蔡英文是指揮戰爭的「網軍總司令」，所以大獲全勝。

再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此選舉結果可以追溯到1994年李登輝全力推動的「教改」。自由派不惜以犧牲整個教育體制為代價，逐步推動「去中國化」的教改，成功地培養出「媚日、親美、反中」的「天然獨」世代，也不知不覺地使台灣在中西文明的夾縫中，陷入「自我殖民」的困境。

蔡英文本人並不否認：這次選舉是一場「代理人的戰爭」，而且她自己也準備好要繼續打這場「代理人戰爭」。我們不妨從宏觀的歷史角度，回顧中、美之間的國際關係，來思考「代理人戰爭」的現代意義。

培里是日本侵華的影武者

美國原本是英國殖民地，從1775年發動獨立戰爭成功之後，便採取「擴張主義」(Expansionism)政策，從原本的北美13州逐步往西擴張，在美墨戰爭中打敗墨西哥，使其承認德克薩斯為美國領土，並割讓加利福尼亞。南北戰爭後，1867年從沙俄購買阿拉斯加，而開始往太平洋發展。

1853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里(Mathew Perry)率領「黑船」「密西西比號」等三艘軍艦繞過好望角東來，7月8日出現在日本伊豆半島口的下田港，隔年即強迫當時執政的幕府開港，放棄鎖國政策。隨後，他在前往香港途中占領小笠原群島，並和琉球國王締結條約，取得建立加煤站的權利。他路經台灣時，發現台灣非常適合作為美國向東方發展的根據地。台灣島上豐富的煤礦，可以供應商務輪船與海軍船艦往來補給燃煤。由於中國海上海盜出沒頻繁，培里更建議在台灣建立美國的海軍基地，企圖將太平洋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有意或無意地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影武者」。

李仙得提出「番地無主論」

鴉片戰爭後，美國援《南京條約》之例，與清廷訂立《天津條約》，開放五口通商。當時美國駐廈門領事是南北戰爭中曾立軍功的李仙得(C. W. LeGendre)，當他獲知美船「羅發號」遇難漂流來台，船員遭原住民殺害事件，立刻向北京美國使館及美國政府請示對策；同時趕到福州，與閩浙總督交涉，要求按照中美《天津條約》，嚴令台灣地方官員救出遇害人員，並嚴懲原住民。

不料劉明燈等人竟然告訴他：原住民是「瑯嶠生番」，其居住地不歸中國官府管轄。號稱「中國通」及「台灣通」的李仙得，在處理羅發號事件的過程中，發現台灣島上有兩個政權，一是代表漢人的清廷，另一是代表原住民的頭目。清朝統治台灣以來，採取分疆劃界的策略，對於原住民活動地區設「土牛」，以封山禁絕的方式，將原住民居住地視為「化外之地」，是清廷統治權所不能及的地方。國際船難事件發生時，受難者找管轄國理論，清廷總是以「化外之地、化外之民」為由，推諉責任。

李仙得因此提出「番地無主論」(non-territory)，認為當時清廷在台灣設立的官方機構最南只管轄到枋寮。枋寮以南，甚至宜蘭以南的後山都是「無主地」，原住民的活動不隸屬於任何政權。他還出版了《台灣番地所屬論》，質疑清廷對台灣的主權。

李仙得跟各方面交涉的心得是：跟清朝官吏談判，必須有強大的武力做後盾，才能獲得滿意的結果。原住民雖然有「出草」的習俗，反倒可以和平交往的方式，跟他們建立友好關係。但十八番社之間並沒有隸屬關係，跟一社訂立協議，救護失事船員，並無法約束其他社的行動。而且在枋寮以南，清廷並沒有委派救難人員，原住民碰到遇難的人，無法送到遠方，乾脆「殺掉了事」。

他主張：對船難漂流者逞凶的原住民，清廷既然不願處理，最好由日本來承擔。因為台灣位於宮古島附近，地理位置相當靠近日本。如果日本占領台灣，對其他強權不會造成威脅。若是日本不願意，假以時日，英、美強權也會占領台灣。

日外務省聘李仙得為顧問

1874年，兩艘石垣島與宮古島的船對琉球國年度進貢之後，返航途中，遭遇暴風雨，漂流到恆春南端，倖存上岸的66名琉球居民，有54人被排灣族的高士佛社原住民殺害，生還的12人被保力莊主楊友旺營救，護送至鳳山縣衙，再轉送到福州琉球會館。

當時日本外務大臣副島種臣知道美國海軍曾與台灣原住民作戰，向美國駐日公使德隆(C. E. DeLong)商借台灣地圖，想瞭解台灣南部沿海地區的地形地勢，德隆將李仙得介紹給副島，使其擔任日本外務省外籍顧問，兩人都力勸日本藉機攻占台灣。

李仙得與副島種臣經過幾次沙盤推演，完成一份《李仙得備忘錄》，其中強調：「善用琉球人遇難事件，並趁清朝內政混亂……是將台灣、澎湖一舉據為己有的重要時機。」後來日本決定是否對台灣出兵，始終遵循這份備忘錄的指示，它變成明治政府對華政策的指導原則。

在牡丹社事件發生前一年，日本想解決琉球的歸屬問題，德隆即說服美國，承認琉球是日本的一部分。副島種臣也表示願意繼承《美琉條約》，讓美國可在琉球島上建立加煤站。既然獲得美國承認，副島種臣因牡丹社事件與清廷談判琉球歸屬問題時，又迫使清廷承認遭難的琉球民是日本人。1879年4月4日，日本派兵併吞琉球，順理成章地把琉球轉化成「沖繩縣」。

日本是亞洲國家的「模範」

牡丹社事件發生四年後，李仙得同時在紐約及橫濱出版《進步的日本》，他在自序中承認寫書的動機，一部分是為了美國的利益。因為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全盤接受歐美文化，是亞洲國家的「模範」；在地理上，日本又是較鄰近美國的東方國家，兩國應建立密切的關係，共存共榮，互惠互利。

甚麼叫作亞洲國家的「模範」呢？在日本明治維新初期，日本知識界的主流思想是「和魂洋才」。等到日本開始發展軍國主義，主張「脫亞入歐」的福澤諭吉一躍而成為「日本近代化之父」，他主張日本應當全盤學習西方，包括歐洲的殖民帝國主義。在甲午戰爭開打之前，他便在日本媒體《時事新報》上發表言論，為這場戰爭「定性」並「定位」：

這次戰爭雖說是日清兩國之爭，但實際上卻是一場文明與野蠻，光明與黑暗之間的戰鬥，其勝敗如何，關係到文明日新的前途。

在李先得看來，已經「近代化」的日本，無疑是代表文明與光明的一方，而當時的中國則代表「野蠻」與「落後」。「落後就該挨打」，作為老牌殖民帝國主義的美國，當然十分欣賞這位「後起之秀」，認為日本是亞洲現代化的「模範」。

美國只有永久的利益

從這段歷史來看，美國始終未變的是，奉行資本主義的商人性格。對於美國而言，它在國際上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而只有永久的「利益」。在二戰後的冷戰後期，美國認為跟中國全面交往，可以「轉化」中國成為西方式的「民主」國家，所以決定跟中共建交。可是，當中國的GDP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之後，美中已經掉入所謂「修昔底德陷阱」，雙方將無可避免地在各個領域展開鬥爭。

川普上台後，中美在經貿、台海、南海、5G等方面的搏鬥都逐一表面化；最近，美國務卿蓬佩奧連續針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北極地區的發展、南海能源開發、華為科技產品及太空領域的威脅，提出嚴厲批評。

美中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2019年4月，美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史金納(Kiron Skinner)指出，蓬佩奧的團隊正在制定一項「基於與一個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戰之理念」戰略，這裡所謂「真正不同的文明」指的就是中國。史金納說，「這是一場美國以前從未經歷過的，面對一種完全不同的文明和意識形態的戰爭」；她又說，「上世紀與蘇聯的那種競爭，在某種程度上是西方家族的內部鬥爭，而現在是我們第一次面對一個強大的非白人的競爭對手。」

修昔底德是古希臘歷史學家，他描述並分析古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認為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會挑戰現存大國，現存大國基於恐懼和自身利益，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雙方無可避免要發生戰爭，最後是玉石俱焚，雙方一起毀滅。1993年，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外交季刊》上發表「文明衝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s)，後來又將它發展成為一本專書。杭廷頓認為從21世紀之後，人類的衝突不再僅是國與國之間，更多地將是文明與文明之間。在剛進入新世紀之初，911事件的發生，「印證」了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說；在西方國家藉「反恐」之名，將中東的阿拉伯國家打得毫無招架之力，之後他們又發現新的打擊對象，那就是「中國」。

在中、美雙方都已經發展出「保證可以毀滅對方」的核子武器後，中美之間的「文明對抗」不太可能發展成雙方的武力衝突。美國乃援用二戰前鼓動日本削弱中國的手法，用接受西方價值觀程度最深的台灣和香港作為代理人，幫它打一場「代理人的戰爭」。

美利用港台打代理人戰爭

川普政府一上台就開始打「台灣牌」，為了支持蔡英文的聯美反中，美國國會陸續通過多項友台法案，還針對香港與新疆擬議相關法案。香港「反送中」運動延燒七個月後，今年1月中，更有「民間集會團隊」以「立即民主政改，否則天下制裁」作為主題發起遊行，呼籲各國訂立實施制裁法案。

在這場「文明對抗」的較勁中，美國像是在下西洋棋，設法鼓動「自我殖民」程度最深的年輕世代，當他們的「卒子」，揮舞「自由、民主、人權」等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步步進逼。

2020年1月21日，「世界經濟論壇」在瑞士達沃斯開會。前一天，國際慈善組織「樂施會」指出：全球貧富不均的狀況已經「失控」；偏差的經濟體制排擠了眾多的弱勢群體，卻放任極少數億萬富豪聚斂巨額財富。2019年全球最富裕的2,153人總共的資產，比最貧困46億人的財產總和還多。同時，美國公關公司艾德曼發布全球信任度調查報告顯示：最近一年許多已開發國家經濟強勁成長，而且將近完全就業，但有五成六受訪者認為：資本主義的壞處比好處多。「去年有30多個國家的人民上街抗議，大多是因為他們無法接受這種不平等的狀況。」

「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原本是從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歷史經驗產生出來的，目的在於爭取平等。如今港台地區的「反華」勢力，反倒利用教育洗腦和媒體操控的手段，將年輕世代對資本主義「體制」的不滿，轉化成為對資本主義「價值觀」的盲目支持，鼓動一波又一波的「反中」風潮，所以說這根本是一種「自我殖民」式的「代理人戰爭」。

圍棋對西洋棋比的是氣長

值得強調的是：中國大陸從改革開放後，高校所傳授的社會科學理論，絕大多數都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它們都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預設之上，也都蘊含著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港台年輕世代的「反華」風潮，固然是「自我殖民」的結果，大陸高校移植西方理論，又何嘗不是在進行另一種方式的「自我殖民」？

面對這樣的「文明對抗」，中國應當堅定信心，一方面確立國家發展的方向是「以中華文化作為主體，用市場經濟的手段，達成社會主義的目標」，絕對不是走資本主義的「邪路」；一方面應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以西方科學哲學為基礎，整理中華文化傳統，建構哲學社會科學理論，來和西方社會科學理論進行對話；而不是盲目移植西方理論，用資本主義的價值觀來挖自己的牆角。

更清楚地說，在中美「文明對抗」的過程中，美國必然會用下西洋棋的思維，不斷挑戰中國的底線；而中國必須拿出下「圍棋」的精神，步步為營，沉穩應戰，堅守立場，絕不退讓。大家必須認清：這是一場關涉人類未來的「文明對抗」，雙方唯有比「氣長」，才能讓對手「棄子」投降。

(作者係台灣大學終身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