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92歲的作家吳東權是228事件的現場見證人。他在12年前就預寫了這篇「遺作」，本是要在他的葬禮上宣讀分發的，裡面大部分講述的是他在18歲時差點提前畢業的事，惜這段真史因不合台獨給228所造的偽史，一直沒被重視。本刊現把這「遺作」預先刊出如下。

1928年，我出生於福建省莆田縣延壽鄉白杜村，正好是東三省歸附中央，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冬至大如年的節氣裡。

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我隨父親的工作到了柳州、桂林、貴陽、重慶，天天躲警報，經常換學校，日機輪番到處轟炸，我家好幾次都只差一點點就被炸中，眼看無辜同胞死傷無數，小小心靈中對日本軍閥的痛恨，愛國的心情，無可復加。

後家父覺得這樣拖家帶眷，隨着職務調動，不但危險，而且勞累，因此將母親和我兩位兄弟送回福建莆田，他自己則重返大後方，參加抗建工作。

離開莆田老家到台灣 

突然，有一天聽說莆田城裡鞭炮冲天，甚至因而失火，燒掉了一條街，原來是天大的喜訊：日本無條件投降。沒有多久，收到了父親從貴陽寄來報平安的信，說：「台灣省光復了，我將申請調到台灣高等法院去工作。」

台灣，多麼響亮的地名，從小學到中學，每次讀到滿清因甲午戰敗，割台澎群島給日本的歷史時，全班同學莫不悲憤填膺，尤其是我，親自體驗到日本飛機在川桂濫炸平民，死傷枕藉的慘狀，更是痛恨交加，如今台灣重回祖國懷抱，父親又要調職前往，而且也要我從福建直接渡台會合，使我興奮莫名。

事有湊巧，二表哥施祖謀的一位長官唐念濤，追隨陳儀前往台灣接收，來電叫表哥趕快前往協助，於是我决定跟表哥一道走。

行前，母親送我到表哥家去會合，走到很遠的大榕樹下，我要母親轉身回家，我看到她眼眶裡的淚水就要溢出來了。

我們坐的是一艘中型的帆船，編號「閩八」，毫無機動力，完全依賴風力，船艙下了貨，上載十幾名男女，只能肩靠肩地平躺在船板上，那天是1946年5月28日。

我在船上昏昏沉沉睡了一天一夜，第二天，聽說已經看到台灣島，快進基隆港，看到火車了，哪知突來颱風，船老大拋過一根粗繩，把我攔腰綑住在甲板上。第三天風平了，我表哥叫我下艙，說：「幸虧船老大把你綑綁，不然你恐怕已經去見海龍王啦！」

我大難不死，看着帆船駛進一個小港，叫做「公司寮」，那是苗栗縣後龍溪口。然後搭火車到了台北，那是1946年5月31日。

參加了第一屆台灣光復節

初抵台灣，發覺台北市街殘破不堪，許多大樓如台灣銀行、總督府、法院等都被盟軍飛機炸得沒有屋頂，只剩下殘壁，幾條大馬路只在中間鋪有一個車道的瀝青，兩旁都是土石路面，滿街男女大都穿木屐，最繁華的算是延平北路，然而入夜街燈昏暗，騎單車必須在車把手上插一支大香，藉一點紅光避免對撞。

表哥被介紹到廣州街警察學校任會計，我被安插在日產處理委員會文書股任雇員，負責繕寫公文與校對工作，分配宿舍住在延平北路圓環旁邊的「高義閣旅社」二樓。

這家旅社原為中日合資經營，日方股份由政府接收，把二樓十幾間客房作為宿舍，底樓則由本省股東代表陳姓夫婦主持營業，伙食由旅社供應，我和一位姓潘的同事共住一房，上班的辦公室則在台北火車站正對面的一座招商局大樓二樓，每天有交通車接送上下班，生活過得很規律。

當時，中央政府在戰後百廢待舉，全力光復各地淪陷區，根本無暇顧及台灣，全由行政長官陳儀肩負大任，而我也能在光復後的第二年，就來到台灣，參加了在中山堂舉行的第一屆台灣光復節，真是感到榮幸。

1947年2月27-28日

次年，1947年，春節過後不久，正是2月27日，下班回到旅社吃了晚餐，和同事一起到浴堂去洗澡，浴堂在承德路，走在半路上，看到天馬茶房對面路旁有警察在抓私煙販子，那些賣私煙的不顧煙酒專賣的禁令，男男女女用一塊方形布巾包了幾十條香煙，攤在街旁販賣，警察巡邏過來時，他們裹起香煙就閃，當時有一位婦人閃得慢了些，被警察逮個正着，要沒收她的私煙，婦人叫鬧拉扯死也不肯放手，旁邊的煙販則吆喝助陣，叫罵警察，民眾圍聚，有人開始鼓噪，對警察叫囂，我看情況不對，有點害怕，拉了同事離開現場到浴堂去。

等我們洗完澡出來，經過天馬茶房前面時，看到一大群人仍然圍在原地叫囂，有東西被放火燃燒，一輛救火車「噹噹噹」地敲着鐘聲駛來，被群眾擋在人牆外面，不准灌救，車上的消防員要群眾閃讓，惹惱了群眾，有幾個年輕人跳上救火車，驀然，有人點燃了油箱，整輛救火車燃燒了起來，群眾已失去自制的能力，大感興奮，狂呼拍掌，我一看苗頭不對，拉了同事，趕緊離開，奔回高義閣。

第二天228，我們照常乘交通車上班，昨晚的事已經淡忘，我的辦公室在招商局二樓，窗口正對着台北火車站的東邊出口處，中午過後，忽然看到那裡聚集了很多群眾，再加上到站的旅客，顯得人數更多，我隔着大玻璃窗看熱鬧，想起昨晚群眾火燒救火車的事，心裡毛毛的，好像有甚麼大事即將發生，正嘀咕間，驀然看見對面火車站出口處有人在打架，有人在逃跑，一群人在後面追，好幾個已經被打躺在地下，手提的物件也被群眾搶走，還有人朝躺在地下的人踹上幾腳，我大感訝異，叫同事一起到窗口觀看。

文書股一位叫劉春富的打字小姐從樓下上來，一臉驚慌地說：

「在打人啦！」

「為甚麼？打甚麼人？」

「我也不曉得，都在打外省來的人。」

果然，每一班到站的火車乘客出站時，圍在出口處的群眾就尋找外省人猛揍，打得頭破血流，倒地不動為止。因為當年從大陸來台的同胞不會閩南語，而且多穿中山裝、梳飛機頭，一眼就看得出來，再一開口，講的是國語，旁邊的人喊一聲「打死他」！於是數十人立刻揪住他，莫名其妙地被打倒在地。

下午我們已無心辦公，圍在窗口眺望，忽然街上有一群人指着我們，做出兇狠的手勢，嚇得我們趕快拉下百葉窗，不敢再張望，這時，主任秘書下令：提前下班！我立即收拾好公文，跟着同事下樓乘交通車回到旅社。

高義閣的老板娘對我很好，她大約40來歲，胖胖的福態，兩個女兒約模十六七歲，也胖胖的，我是二樓宿舍中年紀最小的，同事們幾乎都是福州人，大家都叫我「伊弟」，老板娘母女也學大家那樣叫我，這天晚餐後，老板娘把我叫到樓下她們一家所住的房間裡，神秘兮兮地告訴我：

「伊弟！明天不要出去，外面很多流氓會打你。」

「為甚麼？」

「我也不知道，反正你不要出去就是了。」

1947年3月1日驚魂記

我點點頭。3月1日星期六，本來就不上班，同事們在宿舍裡惶惶不安，中午時分，忽然聽到樓下大門口人聲鼎沸，嘈雜得很，我和同事們躲在房間裡，忐忑不安，還好沒有多久，恢復平靜，我下樓探聽究竟，老板娘一臉惶恐地招手叫我到她房裡，喘着氣說：「這批人不講理，要衝上二樓打人，我們好不容易才擋住他們。」

話剛講完，只見她的大女兒拉開紙門驚惶地說：「他們又來了！爸擋不住他們啦！」

大門口果然一陣嘈雜，老板娘對女兒使了一個眼色衝出房門。

大女兒在她房間內用力掀起一張榻榻米，用手勢叫我躲進底下，我還沒有看清那底下的狀況，她就把榻榻米重新蓋上。

旅社是日式木造二層樓的建築，榻榻米下面大約只有兩三尺高，我半爬在榻榻米下，一股潮濕的霉氣夾雜着異味撲鼻而來，驚惶未定中，聽到很多腳步衝上二樓，接着是咒罵聲和打擊聲，樓板上拚拚砰砰地響着，混合着哭嚷的叫聲，喧騰了好一陣子，聲音才逐漸消失，我才發現有兩隻蟑螂爬到我的身上，昏暗中幾隻大老鼠瞪着發亮的眼睛在監視我。再一看同事唐芬廉也在那躲著，我們同「併」相憐。

那榻榻米下惡劣的空氣幾乎把我薰昏，半爬着的身軀已經腰痠背痛，但我腦子裡卻想念着故鄉的母親，要是我被流氓打死，母親還不曉得我是怎麼死的，一定還在盼望着她的兒子，因為我答應她很快就會回家。

正焦急間，榻榻米被掀了起來，老板娘的大女兒探頭下來：

「伊弟，你可以出來了。」

我爬上榻榻米，恍如隔世。

回到二樓，猶如日機轟炸之後的慘狀，每一間宿舍都被打劫一空，我的衣服、皮箱、被毯以及同事們的衣物都被搶走，在大門外的空地上放火燃燒；同事當中，個個都被揍得鼻青臉腫，躺在榻榻米上呻吟，人事室江先生右腿骨折斷、二科林青一身是血、陳先生最慘，被打得昏迷不醒，老板指揮服務生正在施救，我整個人癱坐在榻榻米上。

「幸好你躲起來了。」老板娘低聲地安慰我：「他們不會再來了。」

「謝謝老板娘！」我站起來向她鞠了個躬：「你救了我！」

1947年3月6-8日

外面亂了幾天，慢慢平靜下來。3月6日，表哥找了兩位台籍青年來接我，因為表哥認為警察學校那邊比較安全，我跟他們從延平北路走到廣州街，沿途行人稀少，馬路上不時還可以看到一灘一灘的血漬，順着兩旁往水溝裡流，也不曉得是甚麼人的鮮血，真是怵目驚心。

當時原駐紮台灣的第70軍，據說已調回大陸去接收東北，所以台灣沒有軍力控制局面，以致暴動由北而南，迅速遍及全省。

從3月6日到8日，我們聽到很多可怕的謠言，都說是將要殺盡外地來的人，接着成立了「二二八臨時處理委員會」，由一些在地的士紳出面維持秩序，我們像驚弓之鳥、漏網之魚，躲在廣州街警校宿舍裡，挨餓受怕，惶惶不可終日。

3月8日夜晚，聽到街上遠處有槍聲響起，我們怕被流彈所傷，不敢睡在床上，大家都躺在榻榻米的地上，不知道外面又發生了甚麼狀況，一夜未曾閤眼，翌晨，才知道從上海派來的國軍已從基隆登岸，乘火車進入台北市維持治安，社會遂日趨安定。

從此滯留台灣

這就是我親身經歷的「二二八事變」，大難不死，只是行李衣物俱被搶劫一空，驚魂甫定，決心返鄉，逃離這個可怕的地方，可是身無分文，連那隨身行李也沒有了，怎麼回去？況且當時爭先恐後要回大陸的人太多，登記船票，要排到兩個多月以後，我只好硬着頭皮，留下來繼續在原單位上班，先解决生活問題，想多賺一些錢後再返鄉。

家裡聽到台灣動亂，一再來信催促我趕快回去，但是我囊空如洗、兩手空空，沒有面子回家，所以一再拖延，後來看到台灣的治安已經恢復正常，每個十字路口都有憲兵站崗，民眾騎單車經過時，個個都下車哈腰而過，使我漸漸有了安全感，於是將返鄉的行程暫時擱置起來。

後來，我就留了下來。投筆從軍，廳長嚴家淦召見，批准「留薪停職一個月。」然後我進入政工幹部學校。一生，就如此走過來。

(作者係資深作家、劇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