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25年看「一國兩制」實踐│馮學知

香港回歸25年看「一國兩制」實踐│馮學知

臨近「七一」,香港各項慶祝活動已經陸續啓動,為慶祝香港回歸25週年營造了喜慶氛圍。另一方面,作為「50年不變」的「中間點」,作為香港過去三年巨大起伏的「结尾」,這個「七一」被賦予了更加特別的意義。如何看待過去25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一國兩制」對香港還有沒有價值?此時此刻,正是討論這些問題的恰當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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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實施成果顯著

如果要簡單評價「一國兩制」在港實踐是成是敗,不同立場的人一定會有不同看法。

那些想借「一國兩制」排斥中央管治、把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或試圖進行滲透、顛覆的人,一定會說「一國兩制已死」;那些對西方文化對香港的特殊性缺乏理解的人,會認為「一國兩制」還不夠成功。儘管論者各執一詞,但評價一個政治構想的成敗,並非完全沒有客觀標準,那就要看其實踐結果是否實現了「初衷」。

香港基本法「序言」清楚表明,制定香港基本法、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的目的主要有兩個,即「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從結果來看,前者自不必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除香港極少數激進分子,全世界無人會挑戰這一共識。

至於是否實現「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可以從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6月19日在網志中所給的數字來看:

過去25年,香港的生產總值翻了一番,達到逾2.8萬億元(港幣,下同);商品貿易總額增加逾兩倍,破紀錄超過10萬億元,全球排名第6;總就業人口增加15%至約365萬人;以香港為地區總部或地區辦事處的企業增加57%至接近4000家。銀行總資產升逾兩倍、存款總額增加近5倍、貸款總額增加近1.6倍;債券市場發行總額升19倍;外匯市場的日均成交升7倍,在全球交易份額占比由4%增加到7.6%,全球排名由第7位升至第4位。資產及財富管理規模躍升9倍,其中約三分之二來自境外。

以上這些事實擺在眼前,沒有人可以視而不見。從「一國兩制」「初衷」的實現情況來看,「一國兩制」在香港25年的實踐不僅是成功的,而且成效顯著。尤其要考慮到,香港不僅曾被英國殖民統治100多年,還是冷戰時西方反共的前哨,是1949年後各類「逃港者」的聚集地,社會總體對中國內地不僅是陌生的,而且是帶有一定負面和抵觸情緒的。

從人類政治制度史的角度看,「一國兩制」不單是以和平方式解決了兩個大國之間的領土與主權問題,而且是以法治思維、法治方式解決了兩種社會制度共存的問題,堪稱是史無前例。正因為它管用、好用,即使是在今天,堅持「一國兩制」仍然是香港社會的主流共識,是香港與內地的最大公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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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是香港最大優勢

經歷過去三年的巨大變化,不少人認為被中央落實全面管治權後,香港正在變成「中國的一個普通城市」。考慮到內地總體發展水平提高,香港與內地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縮小,香港在經濟文化上的影響力不似八九十年代那般耀眼,這一論調在內地也不乏贊同者。但如果從更長的視角和關鍵領域的表現來看,這一說法並不準確。

首先,香港影響力的相對下降是歷史的均值回歸。前文講到,香港回歸以來,經濟社會發展仍然取得明顯進步。之所以有人感覺香港「不如前」,不是香港退步了,而是內地發展太快,過去兩地之間的巨大差距明顯收窄了。

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至少有兩方面,其一,香港是高度成熟的發達經濟體,發展速度不及內地是規律使然;其二,香港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一直是默默無聞的邊陲之地,它的興起是多重歷史因素共振的結果,曾經對內地擁有的巨大優勢是歷史的偶然。以中國內地的超大體量及市場規模,當中國發展進入正向積累,隨著時間的推移,內地的影響力只會越來越大。

其實不只是香港,昔日「東亞四小龍」的影響力在中國內地面前都會「相對下降」,這是歷史的均值回歸。明白這一點,港人就不應該懷念過去面對內地的巨大心理優勢,這不是歷史的常態,而且這種優勢是建立在國家積貧積弱的基礎上的。

其次,香港在回歸前建立起的發展優勢及特色沒有弱化。香港回歸後,不僅保留了原有的普通法制度,還擁有了司法終審權。所有案件都在香港境內審理,案件終審既無需像回歸前那樣報英國樞密院,也無需在回歸後報北京。回歸25年,法治已經是香港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2015年以來,香港一直名列全球五大首選仲裁地點;在2021國際仲裁調查中,有50%來自世界各地的調查受訪者表示會選擇香港作為仲裁地,排名全球第三。香港的法治水平在139個國家地區中,排名保持前列,亦持續獲評為全球最廉潔的地方之一。

在金融方面,回歸後香港保留了自己的獨立貨幣,且港幣繼續錨定美元,自由兌換。作為中國境內一個僅有700萬人口的城市,以GDP總量計,香港世界排名30多位,其金融系統的韌性勝過眾多經濟體量大過自己的主權國家,歷經多場國際金融風暴而屹立不倒。過去三年,香港內外交困,「走資潮」、「移民潮」、「外企離港潮」動輒見諸報端。

特別是今年上半年,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俄烏衝突、全球通脹、美元加息等內外挑戰相繼來襲,很難不讓人擔心,本就承壓的香港金融系統還能不能撐得住。畢竟,連某些G20成員國的金融系統都出現劇烈震盪,特區政府雖然多次聲稱金融系統穩健運行,很多人依舊半信半疑。

不久前,筆者採訪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余偉文,再三向他確認,得到了他非常肯定的答復。他說:香港金融體系能經受內外如此劇烈衝擊,一是香港金融監管一向穩健審慎、居安思危,多項數據勝過紐約和倫敦;二是香港擁有「一國兩制」優勢,是內地市場與國際資本的橋梁。

余偉文介紹,香港目前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樞紐,伴隨著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不斷提高,離岸人民幣業務會逐漸成為香港新的競爭優勢。

資本是逐利的,也是務實的。作為中國統治下的金融自由港、超級聯繫人,只要國際資本對中國發展的前景有信心,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前景就不會暗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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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符合中國利益

隨著「50年不變」中期的到來,人們不禁會問:2047年之後怎麼辦?儘管「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者鄧小平早前說過,「50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前50年是不能變,50年之後是不需要變。」中央官員也多次表示,「50年之後不必要變」。

人們面對未知會有本能的恐懼,在香港2047年後的命運沒有被確認之前,很難完全打消疑慮。但並非一切都是未知的,至少政治決策的規律是可認知的,中國長遠的國家利益是可認知的。站在當下的時空條件,判斷「一國兩制」能長期堅持下去,正是因為它符合中國長遠的國家利益。

其一,中國整體發展水平越高,對制度多樣性的包容度越高。在一個國家內部實施兩種社會制度,其中一大風險在於人們很容易對兩者進行比較並得出優劣,如果國家的主體制度在這場比較中落敗了,便會在國家內部引起巨大的政治動盪或社會撕裂。只有對自身制度高度自信的政權,不害怕被比較,才會容忍異己制度的存在。

1997年回歸中國時,香港GDP總量約占全中國的1/5,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遠高於內地。在香港回歸的前十年,隨著更多內地人通過自由行認識、瞭解香港,他們很容易在與香港的比較下自慚形穢,並對國家主體制度和自身文明產生懷疑,那時才是實施「一國兩制」風險最高的時候。「一國兩制」的設計者們最初一定預料到了這種風險,但他們仍然敢於實施,正是源自於對自身制度、對國家前途的信心,堅信這種差距是暫時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一定會體現出來。

如果說,以前中國包容「兩制」是源自於領導人的遠見卓識和戰略自信,那麼今後中國包容「兩制」,則是源於整個中國社會對自身實力和制度的信心。2021年,香港GDP總量約占全國的1/50。今後,只要中國保持發展態勢,這一占比大概率會更低。如果香港實施的社會制度不足以對國家構成威脅,又有利於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中國落後的時候尚且能包容,到2047年,還有什麼理由要冒著高風險去打破這種平衡呢?

其二,香港獨特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是國家軟實力的一部分。一方面,香港是吸引全球人才的高地。在香港生活過的人都有感受,自由與法治觀念浸透在社會每一個環節:城市公共服務完善、治安一流,公權力規範克制,公與私之間、人與人之間的界限清晰,再加上便利的出入境制度。

可以說,香港的生活方式兼具了西方社會的開放自由和東方社會的井然有序,是內地任何一個城市都難以複製的。因此,香港不僅吸引著世界各地的人才,也吸引了眾多親近西方生活方式的中國人,特別是海外留學生。只要他們在香港工作,就會直接或間接地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貢獻。

其三,香港將會成為世界讀懂中國的「翻譯」。香港身處中西方文明的交界,當西方文明程度高於中國的時候,香港是中國學習西方先進知識的「窗口」;當中國發展水平與西方接近,甚至有所超越的時候,瞭解、接觸中國成為西方的「剛性需求」,香港與西方千絲萬縷的聯繫就會發揮巨大作用。

只要處理好「國家安全」與「人心回歸」這兩個難題,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的一百多年歷史就不是包袱,而會成為中國軟實力的一部分,就像經歷更久殖民統治的澳門,如今成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的平台。2003年10月,「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在澳門成立。也許未來有一天,中國—英聯邦國家經貿合作論壇也會在香港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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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係陸媒駐港記者)

附加資訊

  • 作者: 馮學知
  • pages: 38
  • 標題: 香港回歸25年看「一國兩制」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