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誕生於1866年，今年11月12日是他誕辰157周年的紀念日。台灣當局及中國國民黨長期以來計算中山先生的誕辰多加了一年，形成與中國大陸紀念這位「民主革命先行者」的誕辰有各自表述的現象。不僅如此，國民黨現今紀念孫總理概採「極簡風」，不是避諱緬懷中山先生建國的真精神，就是將他的主張和理論嫁接成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

台灣常辦選舉，大家也都認同選舉要「選賢舉能」，但卻不知這並不是西方選舉的目的，以及中山先生對此制度的主張。過去，基於選賢舉能目的，曾對候選人定有學歷限制，卻因與西方制度不符而遭廢除。現今，中共新建構完成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反而能看到中山先生民權主義的影子。

首創中國式民主的雛型

中山先生曾明確指出，不能全然移植西方制度，因為西方的選舉投票並不能保證政府賢能。因此，他的民權主義主張，選舉職務也須經過考試取得候選資格，加上應延續中國傳統的獨立糾彈權，其目的都在於補救西方選舉制度產生的流弊。換言之，中山先生以中國傳統賢能政治思想為底蘊，首度為「中國式民主」建構了理論雛形。

中山先生獨創的權能區分理論，將政府五權定性為「賢能者治國」及重視績效的「治權」機關。而國民大會是代表人民主權的「政權」機關，在選出具備德才的政府人事後，只有當政府未能及時關照人民的需求，或未能探詢出人民真實的意向時，始由國民大會代表人民行使創制和複決權。同時，政府官員若嚴重失能敗政時，國民大會可以罷免。

權能區分理論可謂將孟子「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轉化成「人民有權，政府有能」的政治制度。簡言之，中央政府的權力正當性，除來自於人民間接選出外，還要以專業治理的績效來尋求人民的支持。若政府在治理過程未能回應人民的需求，人民尚保有創制、複決乃至於罷免的「政權」。只是，這套理論從未有過實施經驗。

什麼是全過程人民民主

10月16日，中共二十大開幕，習近平代表十九大回顧過去五年任期內工作的報告中，提到新建構完成的「全過程人民民主」，中共也表明其中蘊含了中國儒家民本思想的精神，可知已非仍緊抱馬克思主義不放。如果台灣願意從復興中華文化的立場給予鼓勵，這對促進兩岸的文化融合應當具有正面意義。

2014年，中共十八大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後，開始推動擴大公民政治參與的「建立基層立法聯繫點制度」。此一首創將民本思想制度化的機制，係針對西方以選舉為標準批評中國大陸不民主，而以廣設「立法直通車」的基層立法聯繫點，作為建構完成「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表徵。

根據北大政治系教授燕繼榮的分析，政治體系做出公共政策的過程，可分為「前」、「中」及「後」三個階段，並認為在這三個階段各有相對應的三種民主形式。「前」階段指的是「選舉」出管理者，而且是要選出賢能的精英。這個階段目前只限於地方基層的選舉，民主化的程度雖然最低，但卻能確保賢能者治國。

至於「中」階段是指「決策與管理」，採取民主協商的管理，讓不同利益的群體參與決策和管理過程，充分表達各自的利益，在討論協商的基礎上做出決策。而「後」階段則是指「對決策的評價」，關注對公共政策效果的管理，包括民眾對管理者及其行為實施評價監督。

蘊含民本思想而重視實質

中共建立立法聯繫點制度後認為，人民可直接向立法機關表達立法期望，立法機關也隨時須向群眾徵詢立法意見，這就超越了投完票就沒下文的選舉民主。因此，中共有了底氣，宣稱其民主是「全過程」的，且重視實質民主，尤勝於選舉的程序性民主。

大陸學者史天健的研究發現，大陸公民僅約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民主應與選舉及其相關制度有關，而大多數人所理解的民主則有「儒家思想的影子」，認為具備德才的精英才應擁有統治的權力。同時，大陸公民也並不期望直接參與政治，而政權的正當性取決於治理效能和能否為人民謀福址。

大陸大多數人民認為，政權能創造人民幸福的生活，人民就覺得是「當家作主」，且其最重要的人權也獲得了保障。而中共標榜為「中國式民主」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已能朝向儒家民本思想回歸，不僅可作為兩岸融合的黏著點，也不無有值得我們學習之處。

比較民權主義在兩岸實踐

相較於師法西方的台灣民主制度，選舉中候選人的學識專業、財力或照顧選區利益的用心，究竟何者才是獲勝的關鍵？而執政者能夠繼續掌權，仰靠較多者是政績或選戰操作？這些疑問，都意味著台灣的民主已與民本思想漸行漸遠，而選舉更成了孕育民粹政治的溫床。

從中共二十大報告中，不僅可看到如何實現中山先生的民族和民生主義，而且可從包括公務員的錄用考試，以及具憲法地位的監察委員會等，在構成「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機制中，找到民權主義的種子。

(作者係民主文教基金會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