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政府想以「除垢法」為手段，把侯友宜抹黑成「威權打手」。但先前蘇貞昌內閣對侯友宜的肯定，以及侯的高人氣與選情穩定，很可能是促轉條例崩潰的突破口。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副主委張天欽，在內部會議說「侯友宜是轉型正義最惡劣的例子」、「不操作他太可惜」，自承是民進黨的東廠。雖然他火速請辭，然吾人注意的是，此事有可能是轉型正義理論崩潰的突破口。

因為，民進黨難以解釋，為何侯目前的支持度遠高於蘇貞昌（9月17日民調，侯40.2 %、蘇29.4 %），而蘇貞昌又曾在行政院長任內，任命為警政署長的侯友宜，如何能變成「威權政府的加害者」？這正顯示了轉型正義理論的焦慮與嚴重漏洞。

要成為加害者，依公認的正義原則，起碼應有故意或過失的加害意願。然而，當時法制認為是在合法又正當的情形下執行公務，何來加害意願之有呢？轉型正義對此問題，一律以溯及既往方式處理：不管你當時制度與想法如何，今天說你有罪，就一定有罪。

說好聽這是論跡不論心，說難聽就是羅織入罪，即使日後和解而獲赦免，也會由清白良民一夕淪為前科累犯，且要蒙主政者的恩賜方可漂白；這等於是在逼令對新主政者的威權俯首帖耳。此一「原本無成立罪責之可言→嗣後判你有罪→只要承認悔改或賠償就赦免→成就轉型正義者的道德正義制高點與政治利益」的公式，與正義理論爭執極大，何能令人信服？

轉型正義在德國亦難執行

轉型正義理論大盛於冷戰之後，特別是在東歐。然而，東歐垮台，實因經濟表現太差，且蘇聯的戈巴契夫從1985年起，放棄其對東歐的監督。但當時東歐的知識分子幾乎全盤接受西方理論，無人反思辯駁，以致明顯與公認的正義原則有重大衝突的轉型正義理論，未被有力挑戰。

論者以「惡法非法」為由，論證「不依良知，依據惡法」的人，就是加害者。問題是，此一論據，本身就已違反法治國家的原則：所謂良知、惡法，都是爭訟盈庭，隨立場對立而迥異的概念，如何能定紛止爭，期待執法者來自我審查、判斷是否執行法律呢？如此一來，豈不授予執法者更恣意的判斷空間，人民將何以措手足？

因此，即使在戰後的西德，去納粹化的除垢，也遭到日後出任總理的艾德諾，在1946年的演講公開反對，他認為，這樣只會撕裂民心，引發更大的反彈。更重要的是，以溯及既往的方式判斷一個人的行為，與正義原則及一般人的法律情感嚴重不符，因此遭到強烈的反抗，難以實行。

證諸實際，1951年的西德巴伐利亞邦，94%法官檢察官、77%財政部職員曾是納粹黨員。1952年的西德外交部官員，三分之一曾是納粹黨員；西德外交團，43 % 曾是納粹黨衛軍(SS)成員，17%曾在「國家保安處」或「蓋世太保」等秘密警察處任職過。這說明，即便在德國，也沒能力真正執行轉型正義。

此一現象清楚顯示了德國人的猶豫痛苦，以及務實穩健。因為納粹是德國人按照威瑪憲法，民主高票擁戴而掌權，連批評納粹甚力的德國評論家哈夫納，也承認希特勒當時復興德國的成就非凡。當時的知識分子、國家菁英與公務員，莫不以加入納粹黨為榮，既合法又正當，難怪艾德諾總理呼籲，要謹慎對待這些公務員，以保全法治民主。

波蘭的除垢法造成獵巫

反觀冷戰後若干國家的轉型正義，挾西方冷戰勝利與西方單邊主義的光環，肆意擴大打擊範圍。1997年波蘭就有除垢法，但只針對國會議員、部長與法官而發，他們必須填寫問卷，回答是否與共產政權合作。坦白交代就沒事，若說謊則10年內不得服公職，約涉及26,000人，不算太多。然而，在共黨垮台18年後的2007年，當時執政黨「法律與正義黨」（也是目前的執政黨）卻推出新除垢法，擴大到中小學校長、大學教授、律師、國營企業主管、記者，在1972年8月1日前出生者，都不得與共黨政權有合作關係，否則懲罰。涉案人數暴增到40萬至70萬人左右，輿論痛批這是獵巫行動，為鞏固政府威權而設。

近年波蘭益發傾向極右民粹，政府嚴重干預司法，歐盟執委會正在調查波蘭是否違反歐盟民主自由價值（歐盟條約第7條）。若證實違反，則波蘭將遭停權與罰款。波蘭的民粹化，雖未必由獵巫式的轉型正義而造成；然而，獵巫的氛圍無疑也是原因之一。

促轉不能只為打擊異己

2006年2月27日，蘇貞昌行政院長下的內政部長李逸洋宣布，侯友宜升任警政署長。李逸洋高度肯定侯友宜：「他是民眾心目中的犯罪剋星，打擊犯罪的表現，國人非常肯定。」當時民進黨早已提出轉型正義理論與法律草案，只是未掌握立法院而已。但蘇貞昌為何任命侯友宜呢？豈不正表示，侯在威權時期的行為不是問題，所以贊同侯的作為？

要知道，雖沒通過轉型正義法律，蘇院長大可不必拔擢侯。民眾未必懂什麼轉型正義理論，但他們用最樸素的正義感，認可了侯友宜。在人民與民進黨政府都支持的情形下，侯如何忽然變成罪犯了呢？

這正是轉型正義的破綻所在，也證實轉型正義在民進黨眼中，不過是羅織的藉口罷了。年底選舉侯友宜若勝出，就能證明：台灣民眾開始對轉型正義理論，給除魅化了！

(作者係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