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參與保釣運動那段經歷，在我的生命中具有深刻的意義，甚至於影響了日後的人生方向。當年還年輕，對世界、對自己的認識都還青澀膚淺，但因此那段驚濤駭浪也就格外銘心難忘。50年後我已進入生命的末期，回顧那段「崢嶸歲月」，心裡的感受相當複雜，自豪與遺憾兼有之，很難簡單地整理出頭緒而形諸筆墨。

當年保衛釣魚台之所以能夠在知識青年之間鼓動人心，蔚為風潮、發為運動，主要的動力當然是愛國主義。不過「愛國」從來不是一個簡單、自明的概念；當下面對的客觀形勢愈是複雜，愈會逼迫每個人自行尋找「愛國」的具體內容。

1970釣運面對的時代形勢

1960年代到70年代之初的台灣，已經出現了求變的跡象，來台20年的反共抗俄舊民國體制已經失去了年輕世代的信任。在西方世界，美蘇對峙的冷戰秩序正受到嬰兒潮世代的挑戰，反戰、民權運動，以及性別解放的潮流方興未艾。中國在文革的混亂中情況曖昧不明，外界並不瞭解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面臨的問題，不過也正是因此，反而獲得不少人寄以希望。這個希望並沒有維持很久，隨著文革的崩潰也就必須另起爐灶。無論如何，70年代釣運爆發的時刻，正是西方、中國及台灣島內舊時代走向結束，新的秩序尚未浮現的一個轉折點。

在那個時候，「愛國」往往只能是一種追求國家變好的善意願望；日後發展的方向幾乎無法預料。保釣世代的生命路徑如此多樣，如此向各個方向擴散，其實反映了一個轉折時代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我自己覺得是一種幸運，但也必須承認，不確定的情況要求當事人自己做更多的摸索與選擇，也會為難、折磨人的。

回到台灣內部，我們要問：保釣運動對日後的歷史具有什麼意義？1971年釣運在幾所大學的校園出現以前，台灣的戰後世代正走向成年，某種騷動已經在醞釀中。此時在校園裡出現了此前20年不曾有過的運動氣氛，包括人群集結、抗議頻頻、海報標語湧現，以及幾次向官方挑戰性的座談會，在許多人心裡引起了迴響與波動。台灣年輕人早已習慣官方的「愛國主義教育」，但是一旦「愛國」的呼籲來自校園裡憤怒的同輩與師長，它的強大民間意義才會出現。

釣運產生了校園破冰效應

如果不嫌誇大，我會說釣運對台灣20年來的校園冰封狀態有破冰的效應。至於破冰之後的發展，勢必超出保釣的當下訴求。畢竟，保釣的訴求本身在當時現實中，幾乎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事。即使保釣本身具有充分的正當性，但是由於社會上缺少呼應，學生在當局默許下，對美日駐台機構示威、向政府抗議，之後這個運動本身就難以為繼。這時候，學生就必須把已告喚醒的愛國主義，轉化成跟台灣社會有所連結的關注。所以校園裡的釣運雖然很快沈寂，可是各種校園社團卻開始要求政治改革、思想鬆綁，以及更重要的，讓「斯土斯民」進入這個世代的意識。

各種社會服務、選舉時返鄉投票、關注台灣農村、工廠的實況，都是那一代大學生開始學習的社會關懷。校園裡的這類動向，直到1973年年初情治機關出手抓人，以及之後的台大哲學系事件，才告一段落。不過，種子已經灑出，年輕的世代已經有了自發的愛國愛人民的關懷，加上此時校園之外各種刊物與新觀念開始流行，社會而非校園成為激盪社會的動力源頭，戰後世代在台灣社會的變化中，終於能夠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當然，70年代在台灣校園裡的釣運，與後來校園之外的民主運動、社會運動，並沒有緊密、直接的關係。在人物、觀念、社會位置幾方面，更不用說在組織上，保釣運動都不算是台灣反對運動的一環。

不過，事情不能這麼形式地看。我認為釣運在喚醒台灣新世代的社會參與上，起了某種開路的效用。對比之下，滯留北美的老保釣，由於缺乏這方面的用力之處，如果沒有機會回返台灣或投入大陸，他們日後反而負起了維繫釣運精神遺產的重任，將焦點繼續投注於釣魚台列島本身的主權與回歸。

新形勢下的保釣新世代

釣運50年後，海峽兩岸及北美都滄海桑田形勢大變。沒有改變的是，釣魚台仍未收回。歲月流逝，老保釣一代人所能扮演的角色已經不多。但我們可以鼓勵年輕一代關注釣魚台所牽涉到的漁民生計，更重要的是，關懷社會的公平正義是保釣運動的基本精神。只要能延續這種精神，釣運便可延續。

我相信新一代的保釣運動將會根據新的形勢，以他們的方式，善盡愛國主義的各種要求。

(作者係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思想》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