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魏子雲先生(1918-2005)百歲冥誕，萬卷樓出版了《魏子雲歐陽健學術信札》，書中所收239封書信，既是兩岸學術交流的珍貴文獻，也是探究魏先生學術思想的寶貴資料。

眾所周知，魏子雲先生是學術、戲曲、寫作都有所成的大學者。在古典小說研究領域，他的金學研究，已得到海內外普遍肯定；而他對於紅學的深湛思考，卻未引起足夠重視。他2002年10月9日的信中說：「三年前來台展覽紅樓夢史料，春柳堂詩稿，亦赫然占在主要地位，年輕學子立在案前抄寫。觀之，心痛。」就饒有深意提出了一個原則問題，不能輕輕放過。

《春柳堂詩稿》疑點多

信中所說「來台展覽紅樓夢史料」，指的是1998年9月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的「引君入夢：1998紅樓夢博覽會」。一個月內參觀者逾十萬人次，許多觀眾凝神細看，駐足流連，在台灣掀起了一股「紅樓熱」。

面對如此空前盛況，魏先生為何「觀之心痛」？因為所展示的曹雪芹文物，就有非常靠不住的《春柳堂詩稿》。信中說：「縱然吾等指出此詩稿，在著作時間上，與曹雪芹之在世時代，相差出乎五十年，何能相干也。」而將《春柳堂詩稿》這類可疑的材料推薦給年輕學子，豈不是誤人子弟？他怎麼能不「觀之心痛」呢！

早在1966年，台灣紅學泰斗潘重規先生就提出，晚近數十年來，胡適考證《紅樓夢》，舉凡有關紅學資料，「片言隻字，無不視同拱璧」，是完全不正常的。他指出如《棗窗閑筆》，不僅字體頗拙，且有怪謬筆誤，如將「服毒以狥」之「狥」誤為「狗」字，當出於抄胥之手，謂為裕瑞原稿，似尚可疑（魏子雲2002年10月9日信中也說：「其《棗窗閑筆》之抄寫行草，委實庸俗不堪一睹。」），受潘先生啟迪，我對《春柳堂詩稿》提出了辨疑，且向魏子雲討教。他1991年11月1日回信說：「大作春柳堂詩稿中的芹溪問題，收到後就拜讀過。辨疑論點，極具創見。使我感到不解的是，像這樣清楚的問題，何以幾十年來無人進入解說它？……相信你這部書，當能為紅學辟出了新天地。慢一點，把疑點弄弄清楚，完成一個結論再成書。先別急。紅樓夢與金瓶梅不同，不同處在於它已有胡適之的根深而蒂固。要想立新說，非先掘根不可。」

我質疑《春柳堂詩稿》的根據，是此書作者的嫡孫於光緒15年(1889)付梓，作為其祖父的宜泉，不可能和卒於乾隆壬午癸卯間的曹雪芹相交。魏子雲對此表示讚賞，並親自撰寫《治學考證根腳起─從〈春柳堂詩稿》的曹雪芹談起》（《明清小說研究》1993年第2期），指出宜泉不可能是乾隆年間人，約卒於同治二年(1863)之前。其詩《遊太陽宮有感》有「當霑臨照普，得仰大明懸」一句，「絕難出現在乾隆年間。只憑這句詩，也可判定這位詩人宜泉先生，不可能是乾隆年間人也」；40年來，「居然以今見之光緒十五年（1889）刻本《春柳堂詩搞》為信史，洋洋灑灑，連篇累牘，作為鐵證，為《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寫注腳」，而深感遺憾。

台灣大學劉廣定先生也寫了《再談〈春柳堂詩稿〉的作者問題》（《明清小說研究》1994年第l期），據《彰化縣誌稿》卷十「名宦」，查得興廉，字宜泉，漢軍旗舉人，咸豐八年(1858年)，由閩縣，擢任鹿港同知，同治三年復來任。再查《詩稿》序跋，可推知宜泉「大約在光緒己丑(1889)的20年前，即同治八年(1869)左右逝世」。

也有人對此表示異議。如劉世德《張宜泉的時代與〈春柳堂詩稿〉的真實性、可靠性》（《紅樓夢學刊》1993年第3輯）說：「張宜泉的《春柳堂詩稿》，對曹雪芹的研究說來，是相當重要的史料。從五十年代起，紅學界的許多朋友曾經多次使用它。我們從來沒有懷疑過它的重要性，甚至它的真實性和可靠性。我萬萬沒有想到，將近四十年後的今天，居然還要來撰寫文章，公開為它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作辯護。」

劉文所持的理由之一，是張宜泉與興廉不是同一個人，「興廉是舉人出身，做過兩任地方官，先任侯官知縣，後升鹿港同知。而張宜泉，卻是終身布衣，一個平民老百姓。」魏子雲以充分證據，論證宜泉做過官：有詩自稱：「小臣忻聖化，經過不辭頻。」早年似乎曾服過軍旅，有句云：「懷國渾忘苦，勤王豈悼劬。行營無定息，千裏碎銀輸。」

他在1993年11月28日的信中說：「兄台駁述有關春柳堂詩稿文，實則用不著費事，弟那篇短文，足以配上兄前論，有力說明春柳堂詩稿中的曹雪芹，不可能與紅樓夢作者曹雪芹攀上關係。」

1993年12月3日信中說：「以兄這篇駁劉世德文來說，只要舉弟文所指之『得仰大明懸』一語，就可以全盤否定張宜泉是曹雪芹同時代人。何必再論那些『親杖履』？弟所舉意見，翁同文、趙岡、以及劉廣定都認為該詩稿已屏出紅樓門外矣！」

史料應更加慎選

面對如此嚴正的質疑，正統紅學界充耳不聞，仍然將其奉為「曹雪芹史料」，攜到台灣展出。2010年文化藝術出版社《紅樓夢大辭典》增訂本，在《春柳堂詩稿》條，仍然肯定：「其中直接涉及曹雪芹的詩有《懷曹芹溪》、《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廢寺〉原韻》、《題芹溪居士》、《傷芹溪居士》。此外，還有一些詩涉及與曹雪芹的交往。這些詩及注文寫到曹雪芹的字號、存年、個性、愛好、居住西郊的環境等，是考察曹雪芹生平的珍貴資料。」(P. 390)都是不負責任的。

如謂曹雪芹字「夢阮」，唯一依據就是《春柳堂詩稿》。王利器說：「夢阮一字，我想可能是代表曹雪芹人生觀的標幟，阮或許是指的阮籍，曹雪芹對於阮籍這一類型人物的景仰，在《紅樓夢》中也有說明。…曹雪芹選擇了阮籍這樣一個人物，作為他自己『表德』的最高境界，這是由於他自己的狂、傲、放達，和阮籍那一雙不滿意現實的白眼，正好引為千古同調。」不知古人的起名取字，都有一定規矩。《禮記·檀弓上》：

「幼名，冠字，……周道也。」疏雲：「人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複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字應據本名涵義，如屈平（「正則」），字原（「靈均」）；諸葛亮，字孔明；曹操，字孟德；周瑜，字公瑾之類，且應由父執一輩來取，與自我之「表德」無涉。雪芹之父執輩居然為他取「夢阮」為字，以慫恿他去「狂傲放達」，絕無可能。

紅學不能只做文本研究

直到最近，劉廣定先生又寫了《再談〈春柳堂詩稿〉之疑點》，依然堅持：「《春柳堂詩稿》一向是研究曹雪芹生平的重要資料，但仍有一些關鍵性的疑點：(一)是否確為乾隆朝之作品？(二)兩首以『芹溪居士』為題下之詩注是否確實可信？（三）《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是否會以『芹溪居士』為號？本文舉出的證據皆傾向於否定。故這些關鍵性問題未確定之前，不宜據以討論曹雪芹之生平。」（《曹雪芹研究》2017年第2期）可惜的是，多數台灣紅仍然在專做文本研究，不涉及版本與文獻。但是，不明確哪個版本是曹雪芹的真本，怎麼進行文本研究？不明確哪些文獻是真實可靠的，又怎麼知人論世呢？

竊以為，兩岸的紅學交流，應該避免表面的熱鬧與客氣，真正進入深水區，就核心的本質問題，進行深入探討。而對魏子雲的紅學研究，進行梳理與總結，將他的「歷史基、社會因、訓詁方」三大考證原則，發揚光大，才是讓紅學取得突破的正道。

（作者係福建師範大學閩台區域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