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法官法」新制，即將於2023年1月1日施行；此攸關民眾的司法人權，筆者爰以從事司法實務工作已歷半世紀的所見所聞，在新法上路前夕再做省思。

刑事審判如何實現「毋枉毋縱、速審速結」目標，無非寄希望於執法者具備充實的專業知識及優質的人文素養。然而，引進「路人甲」坐上審判台，他們不具備「專業知識」，難道就一定會有「人文素養」嗎？何況法院需為新制耗費巨資，重新安置硬體設備。

其實，現行體制的法官們本來就具有「國民」身分，也肯定有專業知識，至於「人文素養」，可以在培育和在職訓練的課程中加強。「國民法官法」這名稱在情理上就有疑義，難怪不為世界各國所採。

英美法系採取「不成文法」體制，又稱「習慣法」(common law)，始有陪審團的設計，但陪審須經被告的同意，而且陪審團只能判斷有罪或無罪，至於裁量刑罰的輕重，還是得由專業法官判定。

台灣實施大陸法系，為「成文法」體制，刑事法制之「實體法」（刑法及其特別法）對罪刑都有明文規定，亦即「罪刑法定主義」。因此，要「路人甲」瞭解犯罪構成要件、阻卻違法事由、有責性等法條，並判斷罪名是否成立，還要裁量科刑，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觀諸「國民法官法」內容，不但被挑選來當法官的「路人甲」本人不得拒絕，而且被告也無權拒絕接受「國民法官」的審判；這與司法人權的法制原理有所牴觸。韓國雖於2007年制定了「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但仍賦予被告有選擇是否要接受陪審的權利。

「國民法官法」適用範圍僅限於「最輕本刑七年以上」的重罪，以及「故意犯罪致人於死」的特殊案件。依此，政府花費龐大人力、物力來施行此法，對整體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並無太大助益。況且，該制度不適用民事、行政訴訟，豈非意味著主事當局也不看好這個新制度？

從其限定案件適用範圍，還會產生一個嚴重的程序法制瑕疵。例如：學理上有所謂「相對犯」的犯罪類型，如「公務員違背職務收賄罪」（十年以上）屬應適用新制的重罪，然其相對方之「行賄罪」（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則否。如此一來，前者若依新制判決有罪，而後者不適用此程序，後續又將如何處理？

依筆者見，改革目前司法實務的對症下藥應該是：

（一）落實現行法制的合議制、審級制及檢察官的公益角色運作。

（二）刑法回復原有的連續犯、牽連犯法條，可改善偵審程序過於煩瑣。

（三）有關「檢、辯交互詰問證人」、「共同被告、告訴人可轉為證人」、「筆錄記載爭執、不爭執事項」等冗長無益的規制應予廢除。

（四）簡化判決書內容的製作程式，減輕法官的工作負擔。

（五）建構對執法人員獎優、懲劣的機制。

要之，司法改革應該對症下藥，以期藥到病除；切莫不對症而下錯藥，以致病症加重。期盼有關當局發揮智慧解決問題，以早日實現司法公平正義目標。

（作者係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