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羅采(B. Croce)說，人生暮年能進行知識反思是個人生命的最後幸運。而筆者第一個知識反思的對象是，近半個世紀前所寫的《瞿秋白的悲劇》。

知識反思的理由有三

一是當時筆者寫作的時代背景是東西冷戰，西方大學研究「中國問題」的圖書館（如史丹福大學）收藏它以供研閱，泰半在知識理性上是為了「反共」，如今中共實踐的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再是西方要反的「共產主義」，難道這本書對西方學界只存在歷史時代意義？

二是從中共今年建黨101年看來，整整一個世紀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發展和革命實踐中是艱辛又曲折的。瞿秋白在中共早期革命階段，依照第三國際指令，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所做的革命奮鬥，乃至最後犧牲性命，已成為中共歷史發展的一部分，但瞿秋白臨終在《多餘的話》中卻自述，他參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是一場「歷史的誤會」。「歷史的誤會」需要從歷史的邏輯裡給予解構，才能還給原瞿秋白在國共鬥爭中的歷史實像。

第三是1930年代，中共「普羅文學運動」在上海展開，瞿秋白遇到真正的理論知識對手是胡秋原。胡先生是我的業師，生前親口告訴我，他與瞿秋白做大規模「文藝自由論辯」的情形，並談及他與瞿的「私人關係」云云。胡先生已經走入歷史18年了，回憶當年他為筆者的《瞿秋白的悲劇》寫了長達3萬字的序文，當然與他對瞿秋白的論辯及認識有關。筆者要藉寫此文章，表達對胡先生真摯深切的謝意，也順便談談他與瞿秋白的關係及因緣。

50年過去了，筆者希望能在人生暮年的知識反思中，比以前更加客觀和深入。

沒落士家影響二元人生

滿清末葉列強霸凌中國，造成世代都作地方官的江蘇瞿家成了「沒落士階級」。瞿秋白1899年出生時家已無恆產，然瞿母是女中強人，除了獨自負起家計，親自教育瞿秋白由識字到讀詩詞詠歌賦。瞿秋白說在痛、苦、愁、慘中，瞿母最後將火柴頭硫磺剝下拌水一飲自盡，瞿秋白連葬母喪費都是借貸而來。

瞿家的窮困，瞿母的自殺，瞿父的出走，弟妹的離散，影響瞿秋白的心性甚鉅，少年瞿秋白形容他已跌入「遊民無產階級」，此時的他喜歡國故、文學、佛學，一面想到「出世間」的功德，一面又顧慮到「入世間」的責任，「二元的人生觀」是他對自己的剖析，此也影響他後來走入共產主義路途的政治心理與人格特質。

瞿走在理論與政治之間

1918年「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吹起狂飆風潮，瞿秋白在思想上受到吸引，看了不少新雜誌，開始由「厭世主義的理智化」走入社會主義。在北京俄文專修館卒業後，以《晨報》記者的身分，於1920年10月中旬搭火車前往莫斯科。因為當時赤塔滿州里間的鐵路遭俄軍與民兵衝突破壞，瞿在哈爾濱待了幾天。此時正逢十月革命紀念日，瞿在慶祝會上第一次聽到《國際歌》。鐵路修通後，瞿上車轉西伯利亞鐵路，由海參崴前往莫斯科。在漫長的旅途中，瞿將一路觀察所得寫出〈餓鄉紀程〉，在《晨報》刊出後感人肺腑。

經過在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的張太雷介紹，瞿秋白加入了共產黨，成為布爾雪維克新客。此時剛好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開辦中國班，瞿秋白通俄文，旋在東大中國班任翻譯兼助教。第一期學員有劉少奇、彭述之、任弼時、蕭勁光等十餘人後來都是中共的重要政軍人物。

1922年1月，瞿秋白、張太雷、張國燾代表中共，參加共產國際在聖彼得堡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大會上，瞿秋白見到列寧，列寧告訴瞿等，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並要求瞿等回中國，去「團結其他革命的階級推動革命前進」。這可看出，列寧認為當時的國民黨是中國唯一強大的民族革命組織，孫中山後來的「聯俄容共」有其道理。

1922年底，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在莫斯科召開，陳獨秀與會，瞿秋白擔任陳的俄文翻譯，瞿眼戴金絲鏡，口操流利的俄語，是共產國際及俄共的布爾雪維克新秀。陳獨秀欣賞他，於是會後主動表示國內革命工作需要，便帶著瞿一道回中國去，從此瞿正式走上職業革命家之路。

瞿秋白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知識，是隨著東大課程需要而增長的，例如明天紅色教授要上政治經濟學，今天晚上瞿就先閱讀俄文講義再試譯成中文一次，其他唯物史觀、馬克思哲學等課程亦復如此。在當時，雖非有系統地研究馬克思主義，但與其他中共早期黨人比較，瞿算是有理論知識的。1923年，瞿秋白在《嚮導》周報、《新青年》季刊、《前鋒》發表了許多重要文章，例如〈政治運動與知識階級〉、〈世界的社會改造與共產國際〉、〈東方文化與世界革命〉、〈宗法社會及封建制度〉、〈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都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知識基礎，對世界及東西方、中國問題進行分析的，後來瞿在《多餘的話》中說，他以「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智識」來分析中國問題，而且逐漸「偷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名，是自謙之辭。

1923年6月中共在廣州召開三大，瞿秋白因陳獨秀提拔而當選中央委員，從此進入中共的中央領導階層。中共三大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與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陳獨秀派認為，中國當時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共應幫助國民黨革命，才能保持和壯大黨自身的力量；張國燾派反對與國民黨合作；瞿秋白與毛澤東、蔡和森聯合批評陳獨秀的「取消共產黨」是右傾機會主義，同時指斥張國燾「妨礙統一戰線」是左傾機會主義；瞿秋白主張堅持第三國際路線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

瞿的中間/調和主義意見獲得大會認同，最後通過《中國共產黨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直到1925年初夏，瞿依然認為，中國民族的歷史職責是「反抗列強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此影響中共早期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也間接肯定了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

職業革命家 v. 歷史的誤會

1925年中共四大決議通過全面展開群眾運動，此時的瞿秋白完全是列寧所說的「職業革命家」。瞿依照黨的指示，在上海策畫一連串的群眾罷工與城市暴動，但也不忘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的關係，〈五卅運動中之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便是一例。1926年還是「聯俄容共」時期，國民黨在廣州召開改組後的二全大會，瞿秋白雖未參加，但仍被推選為候補執委，《CP與中國國民黨》就是這一時期的著作。

上海工人罷工運動失敗後，瞿秋白離滬去到廣州，曾在毛澤東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主講「國民革命中的農民問題」，又去黃埔軍校講政治課，目的在為中共即將開展的各地農民運動做理論與組織準備，此時他還當鮑羅廷的助手兼主編《新青年》季刊。既然是職業革命家，瞿在廣州待不到半年，又回上海與李立三、周恩來、陳延年等，參與上海第二次及第三次罷工決策行動，不久國民黨展開「412清黨事件」，許多中共黨人被捕犧牲，瞿秋白潛離上海轉往武漢。

1927年4月底，中共在武漢召開五大，陳獨秀以總書記身分主持大會，第三國際代表羅易 (M. N. Roy) 在會上傳達了最新的《中國問題決議案》，指出中國革命特質開始轉往「非資本主義」道路前進，強調史達林所說：「中國革命已進入第二階段，從全民族聯合戰線的革命，轉變為千百萬工農群眾的革命，轉變為土地革命」。當時武漢方面的國民黨還繼續暫時容共，羅易的引言引起大會上主張國共繼續合作的陳獨秀派，和反對國共合作的蔡和森派激烈爭論。瞿在會上散發《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小冊子，並在會中一面檢討中共策略是否與共產國際決議相符，一面引述書中論點批評機會主義和右傾政策。瞿後來自己承認這是一種「調和派見解」。

陳、蔡兩派在大會上的爭論，其實反映的是，莫斯科史達林與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爭論，瞿秋白用調和主義平息了陳、蔡兩派的爭論，也等於在政治路線上維護了第三國際的最新指示，因此在五大會上順利當選政治局常委，陳獨秀仍為總書記。

五次大會結束後不久，武漢政權也步上南京政府的清黨行動，實行「分共」。此時的中共，按共產國際的指示及大會決議行事，開始展開「土地革命」（過火的農民運動），瞿是決策執行者之一。8月1日南昌暴動/起義失敗後，在共產國際代表羅民那直主持下，中共中央緊急召開「八七會議」，會議以結束陳獨秀的領導為目標，陳以「右傾機會主義」罪名下台，由瞿秋白、向忠發、李維漢三人組成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並由瞿秋白代理總書記。

「八七會議」既然痛斥過去的「右傾機會主義」，也就一變而成「左傾冒險主義」，這就是瞿秋白上台後的中共新路線。瞿為了執行新路線/貫徹新政策，曾經親自由武漢跑到岳陽坐鎮，做了兩湖秋收暴動的總指揮。1927年底，以瞿秋白為首的四省暴動宣告失敗後，中共在上海召開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依據羅民那直所謂的中國直接革命的形勢是開展「無間斷的革命」，於是瞿秋白為貫徹中共黨的新策略，以「無間斷的革命」為名，繼續發動「廣州暴動」，其結果仍以失敗告終。

共產國際原是「八七會議」後中共政治路線的製造者、指導者與負責者，如今一變而為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的糾正者/清算者，不但電召瞿秋白前往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認錯，而且布哈林在總部當面斥責瞿：「你是布爾雪維克的領袖，就不應該做編劇家。而你領導的中國革命，正好像在導演一幕戲劇。」作為一個布爾雪維克，此時的瞿秋白，正在依共產國際的指示努力實踐中國革命。「革命」是個要命的事情，怎會是一個「職業革命家」突然成了「編劇家」，在中國「導演一幕戲劇」？這是莫斯科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對瞿秋白的「誤會」。

共產國際為了推卸責任，於1928年7月9日在莫斯科郊外一個鄉村別墅召開中共第六次大會，會上除了瀰漫著史達林與托洛茨基對「中國問題」的激烈爭論氣氛外，主要是繼續清算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並將清算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列為迫切的政治任務。在共產國際授意下，大會一致認為瞿秋白「玩弄暴動和軍事冒險」，犯了「盲動主義的嚴重錯誤」，決議免去瞿秋白代理總書記一職。

瞿秋白下台後，由向忠發擔任中共黨總書記，向為工人階級，大權實際掌握在李立三的手裡。李以「中國列寧」自居，中共史上「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專政」，以及爭取「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在他手上出現。1930年5月李立三說「忠實於共產國際，遵守共產國際紀律是一件事，忠實於中國革命又是一件事」，此即「立三路線」將中國革命推向極左，共產國際立即著令瞿秋白由莫斯科回上海，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瞿以「調和主義」，試圖彌平「立三路線」與「國際指示」之間的矛盾。此讓共產國際不悅，旋即通知中共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全面清算「立三路線」及糾正瞿秋白的「調和主義」。會上國際代表米夫（P. A. Mif）支持中共黨內國際派，將瞿秋白、李維漢、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員資格取消，補選王明（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等三人，雖然總書記仍是向忠發，但真正的權力在國際派手中，瞿秋白在國際派擠壓下離開中共中央。

從瞿秋白在中共四全大會選上中央委員，到取陳獨秀而代之，再經過「盲動主義」階段，到「調和主義」被清算，前後五年(1925-1930)是瞿秋白在中共黨內最重要的一段時期，這五年也是早期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最困難的時期，不論作為一個職業革命家，或充當中共黨的領袖，瞿在忠實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決議，為中國革命努力奮鬥獻身所表現的，是恰如列寧所謂的「布爾雪維克氣質」。如果說瞿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出現了左傾機會主義或調和主義的「錯誤」，事後只要查閱第三國際檔案，有關1925-1930對中共的指示、信函、會議記錄，就可以反證，「錯誤」的源頭來自莫斯科，共產國際卻要瞿秋白一人扛肩，難怪瞿秋白臨終在《多餘的話》中會說，這是「歷史的誤會」。

瞿秋白/魯迅 v. 胡秋原

瞿秋白離開黨內的政治舞台後，他說能夠讓他感到「甜蜜的」是，回到睽違整整十年的「自己的家」－文學的研究。此時中共的文化戰線正在上海開展普羅文學運動，瞿秋白隨即由政治舞台轉入文化戰場，並與一個組織和二個人物關係密切。一個組織即「左翼作家聯盟」，兩個人物是魯迅與胡秋原。

1931年瞿秋白以文會友與魯迅晤面，此時魯迅已是文壇上「中國的高爾基」。1932年在「文藝自由論辯」中，瞿秋白遇見了真正的知識對手，他是主張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主義者，並自稱「自由智識階級」的胡秋原。

當時在上海的左翼文學運動存在兩股勢力：一是直接聽命於中共中央的周揚集團，二是以瞿秋白、魯迅為中心的左翼文壇。瞿在上海不僅翻譯了馬、恩、列、史等人的文藝理論，介紹了俄國文學名家高爾基、普希金、托爾斯泰等多人的文學作品，還寫了許多有關普羅文學理論的文字。由大陸出版的四大卷《瞿秋白文集》看來，瞿秋白絕對是中共黨內最大的普羅文學理論家。連論戰對手胡秋原都說，「在那個時代，中共之內確實沒有人文章比他（瞿）更流暢，馬列主義比他（瞿）懂得更多」。

由於瞿秋白過去在中共黨內的政治地位，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他不便也不能公開露面。為了開展普羅文學運動，瞿足不出戶，但用多達60個筆名發表文章，又因為與魯迅相互合作，還用過魯迅的筆名為文。1932年秋天，為避「白色恐怖」，瞿曾暫時避居上海魯迅家裡，從此兩人日夜高談文學，由希臘談到俄羅斯，還彼此交換閱讀各自的短文，相互切磋。翻開《魯迅全集》，其中有許多文章出自瞿秋白之手，然後以魯迅名義發表。魯迅日記中也說過，當時有一部分瞿秋白的雜文，是用魯迅的筆名「幹」、「何家幹」、「洛文」、「余銘」等發表的。而《瞿秋白文集》編委會也指出，魯迅還用過筆名「子明」發表過瞿秋白的文章。瞿善於介紹俄國文學，曹靖華譯《鐵流》，校者是魯迅，全書譯校者為瞿秋白，連盧那查爾斯基寫的《被解放的唐吉訶德》俄文本也是魯迅給瞿秋白，由瞿譯出連載在左聯刊物《北斗》上。附帶一提，1933年2月英國文豪蕭伯納訪華，瞿秋白與魯迅還合編了一本《蕭伯納在上海》以「樂雯」筆名出版。由此可見瞿、魯二人成為莫逆搭檔，魯迅為此還寫對聯一副送瞿：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

瞿秋白為普羅文學運動所盡的力量，大於當時任何一個左翼作家。瞿秋白與魯迅的知己關係，可比美俞伯牙與鍾子期。然而，瞿秋白真正遇到的知識對手和文學論敵則是胡秋原。

1931年底胡秋原發表〈真理之檄〉，認為今後中國文化運動就是要繼續完成五四的遺業，接著發表〈阿狗文藝論〉，主張只有「人道主義的文學，沒有狗道主義的文學」。左聯認為胡秋原的批評影射普羅文學，左翼作家群起圍攻，先發表〈請脫棄『五四』的衣衫〉，接著瞿秋白以「文藝新聞社」名義發表〈「自由人」的文化運動—答覆胡秋原〉。瞿這篇文章不但強調「五四的自由主義遺毒應當肅清」，而且指出文藝只有「階級性」，沒有所謂「自由性」，並舉證大量文學作品都是為某一階級服務的。瞿的文章字字逼人，胡寫〈錢杏邨理論之清算與民族文藝理論之批評〉回擊之。左聯認為胡文不是攻擊錢杏邨個人，而是進攻整個普羅文學運動，隨後瞿以「易嘉」筆名寫〈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代表左聯回擊之。該文中批評「他（胡氏）的所謂『自由人』立場不容許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胡氏當時主張「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主義」，其理論來自普列漢諾夫（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這說明瞿、胡的論戰成了兩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文學理論論爭。

為了回擊胡氏，瞿還特別研閱了普列漢諾夫的理論著作。胡先生晚年曾對筆者說，瞿秋白在與他論戰時一直保持著武士風度，不像周揚集團那樣出版「批判胡秋原專號」，揚言要劈胡的腦袋像「剖西瓜」一樣。當年周揚集團用辱罵和恐嚇對付胡秋原，連魯迅都看不下去，在《魯迅全集》中〈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一文中，魯迅指斥周揚集團「這種辱罵不過是阿Q式戰法」，這是間接對瞿、胡以君子風度，在論戰中相互用知識理論辯難的肯定。

關於瞿秋白與胡秋原有一點「私人關係」，情況如下：1930年代國共兩黨在上海的地下鬥爭異常激烈，中共組織與人員不斷地被破獲，瞿秋白在上海為躲避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經常搬家，居無定所。某日魯迅的學生馮雪峰來找胡秋原幫忙，說有個左聯文人租屋急需鋪保，並強調「他」不是共產黨。胡秋原便以成全他人之心幫忙作保。

1935年胡秋原在莫斯科，一日瞿秋白遺孀楊之華帶著14歲女兒獨伊來看望胡氏夫婦，楊之華對胡秋原說：「胡先生，還記得你在上海為一個人租房子作保的事嗎？你保的人就是秋白。」楊之華還告訴胡秋原，在文學論戰中瞿對胡文章的真實感受，臨走前楊見案頭有一部十八家詩鈔，請胡題字送她，胡先生慨允照辦。有一次胡秋原在莫斯科街頭遇見楊之華，問何以久不見面，楊說：他們（中共代表團）不贊成我來看你。可見胡秋原對待瞿秋白講知識理性，雖不熟識，也以厚道善意對待瞿及其遺族。

《多餘的話》 v. 叛徒/烈士

最後談一下對瞿秋白的評價。

中共第五次反圍剿突圍開始25,000里長征後，瞿依黨的命令留守中央蘇區，1935年初中央蘇區不保，瞿秋白與鄧子恢、何叔衡等被迫離開瑞金，南走福建，試圖經潮州轉往「白區」上海。一行人在河田長汀，遭搜剿山區散共的國民黨地方保安團武裝連包圍，鄧子恢提議突圍，由何叔衡先混下山，結果在亂槍下何墜崖而死，瞿秋白因體弱不良於行不幸被捕。據負責押解瞿送上杭監禁之國民黨軍營長吳垂昆（來台後中將退役），多年後在刊物上看到我發表論瞿秋白文章後函告筆者，瞿在押解途中仍自稱「醫生林其祥」，但吳觀察到瞿面貌斯文，談吐不俗，心中有數一定是共黨重要分子。

瞿在獄中曾以醫生「林其祥」之名，託獄卒郵寄魯迅一信，魯迅接到信後知道「林其祥」即瞿秋白，於是央請徐壽裳轉蔡元培設法營救，但為時已晚。

瞿在獄中寫下《多餘的話》，全文18,000多字，共分7節：何必說？－代序；歷史的誤會；脆弱的二元人物；我馬克斯主義；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文人；告別。文辭流暢，內容清晰。套句瞿自己說的話，這本小冊子是「布爾雪維克所討厭的小布爾喬亞知識者的自我分析」，換句話說，就是瞿秋白的個人內心自白。另外，它也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國共鬥爭的寶貴歷史文獻。當然，對國民黨而言，這是瞿秋白的「自白書」。因為，在《多餘的話》中，瞿說：「現在，我已經是國民黨的俘虜」、「我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的隊伍」、「已經不能跟隨你們了」。瞿還說，他在中國大革命時期的政治生活是「歷史的誤會」，又說自己是個「脆弱的二元人物」，更說「嚴格地講，不論我自由不自由，你們早就有權利認為我也是叛徒的一種，如果不幸而我沒有機會告訴你們我的最坦白最真實的態度而穆然死了，那你們也許還把我當一個共產主義的烈士。」

《多餘的話》中既出現「叛徒」，又出現「烈士」，這讓兩岸現代史家對瞿秋白有迥異的評價。到底瞿秋白是叛徒抑或烈士？當年國民黨認為《多餘的話》是瞿秋白的脫離共黨聲明，因此瞿是中共的「叛徒」；連文革時期高舉紅旗的紅衛兵造反派，也曾引用前國民黨第36師師長宋希濂的「證詞」說瞿是「叛徒」，造反派為此還到常州搗毀瞿母的墳墓。然而，中共在十二大上已正式否定文革，因此紅衛兵造反派，把劉少奇、鄧小平打成走資派、工賊、叛徒，包括瞿秋白也是叛徒之說，自然也因文革被否定而一律加以平反。

何況，瞿在《多餘的話》中並未有半句話恭維國民黨，也沒有宣示不再信仰共產主義，更沒說他要脫離共產黨，只是說他不幸被國民黨俘虜監禁，命定必死，等於身子被迫脫離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行動上自然無法跟隨他的黨和紅軍繼續革命鬥爭了。可見瞿秋白並未背叛中共，怎能說瞿「投降」國民黨而成「叛徒」？既然不是叛徒，瞿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命盡於國民黨汀州刑場，這對中共而言就是烈士。

只有烈士一切看破，視死如歸。瞿就義前一天，接獲南京「就地正法」電文，當晚夢行山徑，如置身仙境，翌日晨提筆集句如下：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同，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1935年6月18日上午8時許，瞿手執卷菸，走向汀州中山公園刑場，盤坐地上，面向西方，態度怡然，從容就義。當日下午，瞿的遺體被埋在長汀西門外羅漢嶺盤的龍岡山坡上。

瞿秋白被國民黨軍處決後，中共認定瞿「從容就義」，有「無產階級英雄氣慨」，但認為《多餘的話》「多非原稿」，「顯然敵人偽造」。據1935年6月4日《國聞週報》記者因事到長汀訪問瞿於獄中所記，係黑布面英文練習本，瞿用鋼筆藍墨水書寫，封面貼有白紙浮簽。瞿當面拿給記者看時，還告訴記者說他「花一星期寫完這本小冊子（1935/5/17-5/22），請細加閱覽，當知我身世詳情及近日感想。」記者還問「此書擬出版否？」瞿答「甚想有機會能使之出版。」又問「此文篇幅甚長，可否借出一閱？」瞿答「可以，可以，如有機會，並請先生幫忙，使之能付印出版。」記者翻閱良久（因字多篇長），但因獄中訪問時間限制，《多餘的話》被禁押人員催索取走。可見《多餘的話》確為瞿所寫。

為了寫《瞿秋白的悲劇》，筆者仔細閱讀《多餘的話》至少五遍以上，其中的用詞遣句，文學趣味頗濃，最後一句話「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充滿哲思。

1954年，中共當局將瞿的遺骸運回北京，並於次年為瞿舉行就義20周年紀念，會後將其重葬於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並在天安門廣場烈士紀念碑上，以金字刻出瞿秋白三個字，這除了說明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瞿秋白不是叛徒，而是合理正當的烈士外，套句存在主義大師沙特的話，瞿秋白「存在」的意義，在於他盡其全力，在一個政治社會的形勢中，為建構一個「人樣的社會」曾做過具體的革命實踐。

結語

歲月如梭，瞿秋白為中國革命犧牲已87年。命盡汀州，申江夢斷，固然是瞿秋白的個人悲劇，也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過程中的不幸，但對走入現代時期的中華民族歷史發展而言，個人的悲劇，透過歷史辯證法對立的統一邏輯，經過否定的否定，必然出現新的肯定。這樣來閱讀瞿秋白，恰如黑格爾所說的「凡存在即合理」，不宜輕忽瞿秋白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存在」意義。

(作者係中山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