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榮鐘(1900-1978)一生跨越了日據時代、國民黨統治時期。本文就蔡榮鐘文章中所謂的「祖國派」人物，包括林獻堂、林幼春、蔣渭水、蔡惠如、林季商等做個介紹，也藉此探討這些在日據時代視為禁忌的人事物。

林獻堂與「祖國事件」

1966年葉榮鐘在《大學雜誌》發表了《明智的領導者林獻堂》，後幾經修改為《台灣民族運動的領導人—林獻堂》，收入在《葉榮鐘全集》。文中有一段話必須要詳述，特引於下：「乙未割台以後霧峰林家對外是由林季商代表，因為他是統領林朝棟的嫡子，林家最高的權威福建水陸路提督、太子少保林文察的嫡孫，自然而然成為林家的中心人物。但是自林季商脫籍離台以後，林家的主導權就落在灌公手中。」雖然該段話之目的是要說明，林獻堂成為林家族長的原因，但更深一層的意思，在於闡明霧峰林家除了林獻堂外，還有林朝棟、林季商、林正亨一脈祖孫三代的「祖國派」。

1935年3月，林獻堂、林猶龍（林獻堂次子），羅萬俥等人組成了華南考察團赴京滬港九及廣州考察，在上海參加了華僑團體的一個歡迎餐會上，林獻堂說出説「此番歸來祖國考察」。1936年5月，台灣總督府的官方媒體 《台灣日日新報》報導了這則新聞，引起當時的台灣軍參謀長荻洲立兵不滿，趁林獻堂應台中州知事之邀，參加始政紀念日活動時，唆使右翼生產黨的浪人賣間善兵衛，當眾搧了林獻堂一記耳光，隔年林獻堂避居日本，這事件被稱為「祖國事件」。

1937年爆發了盧溝橋「七七事變」，中國人全面抗戰，燃起了台灣同胞重回祖國懷抱的希望，但往後八年台灣人民深陷水深火熱的煎熬。

台灣民族詩人─林幼春

葉榮鐘在寫林幼春的文章中有一段話寫道：「割台以後的台灣知識分子，面臨亡國的苦痛與異族的欺凌，其眷念故國之情與文物衣冠之感，自然比較大陸的同胞更加痛切是不難想見的。但是嚴酷的現實，卻使他們無法接觸到祖國的體溫和脈博（日人據台後即實施嚴厲的台灣與大陸隔離政策）」，今天讀來覺得更加貼切。

在當時的民族運動陣營中，就林幼春、蔡惠如、林獻堂三人不諳日語。蔡惠如長年在大陸、日本間為革命奔波。林獻堂身為族長，不得不與日人周旋以保家業。唯獨林幼春拒絕與日人打交道，包括佐藤春夫來訪，他都拒絕會面，這也種下了1923年「治警事件」被捕下獄的原因。

正如同文中所述「他平時並不是開嘴合嘴侈說民族大義，宣傳夷夏之分的人，但他對於異族統治階級，卻能保持一種孤高的堅持與純潔的志操」。葉榮鐘認為，自甲午之後，林幼春的意識形態和蔡惠如、林季商等所謂祖國派的思想傾向並無二致。1962年林幼春哲嗣林培英出版了《南強詩集》收錄了400餘首詩。大陸來台學者彭醇士作傳、徐復觀作序，有下列一段話：「癸亥(1923年)12月台灣治警變起，先生當入獄前夕賦有《吾將行》一篇，深以苟全為戒，以殉名自矢，發憤抉擇於生死存亡之際，卒抱孱軀就狴犴而不辭。蓋先生乃以生人之大節激勵其性情，而一人之性情亦即潛通於家國廢興之命運，由此發而為詩，實萬劫不磨之民族精神之所寄」。｣

革命家蔣渭水

葉榮鐘在文章中闡明蔣渭水的行誼，並說明為什麼冠以革命家的理由：（一）革命家與普通人不同的地方可能很多，最顯著的是實踐力特強，且永遠和民眾站在一起。（二）對革命的嚮往與孫文的崇拜，比任何人都來得強烈。

1921年10月17日，文化協會在台北成立，推林獻堂為總理、楊吉臣為協理（隔年改推林幼春），總理、協理的稱呼在當時是前衛的，並不常見，完全是模仿中國國民黨的制度。「更明顯的例子是1924年，國民黨在廣州召開全國代表大會，表示『聯俄容共』的態度以後，渭水先生不但對一部分所謂『無產青年』採取溫存的態度，自己的思想立場也大受影響而向左傾斜。」葉榮鐘認為，此一舉動與1927年文化協會的左右分裂有著密切關係。

1928年在蔣渭水指導下成立的台灣工友總連盟，完全以上海總工會的章程為藍本。葉榮鐘認為，那個時候的民族解放運動，大多數的指導者都是小資產階級，唯獨蔣渭水能洞察時代的趨勢，對青年和勞工階級的支持，吸收了許多年青人加入，如李友邦、李應章（李偉光）、簡吉、謝春木（謝南光）等。

1931年蔣渭水因感染傷寒而亡，8月23日於台北永樂座舉行告別式，入場參加儀式的有2千人，而參加送葬行列者多達5千多人。由此可見他在台灣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蔡惠如與林季商

葉榮鐘於1975年在《台灣政論》第一期發表了《台灣民族運動的舖路人─蔡惠如》，文中開始便開宗明義指出，所謂的「祖國派」，以當時留日學生中有一部分人受辛亥革命的鼓舞，認為台灣問題，若非中國強盛起來，是沒有法子解決的。話鋒一轉，他認為當時的台灣也有祖國派，清水的蔡惠如(1881－1929)、霧峰的林季商(1878－1925)就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中尤以林季商的心情更為堅決。

接下來，葉榮鐘再一次介紹林季商，和先前在《台灣民族運動的領導人─林獻堂》一文中的敘述大同小異。作者不免想要知道，兩次提到林季商的原因。

林祖密，名資鏗、字季商。在台灣老一輩的人可能知道林季商，而大陸的資料則以林祖密為多，林資鏗的譜名則甚少被提及。

蔡惠如與林祖密的關係

蔡惠如稱呼林祖密「舅舅」，原因是蔡惠如的伯父蔡敏川娶林祖密的二姐林蘭芳為妻。但是後來又有一層關係，蔡惠如三子蔡敦耀娶林瑞騰（林祖密的弟弟）之女，所以是親上加親。但是蔡惠如一直稱林祖密舅舅。

葉榮鐘在《民族運動的舖路人─蔡惠如》一文中，提及1919年東京台灣留學生因蔡惠如由上海赴日，組織成立了「新民會」。1920年1月在東京阪谷蔡惠如的寓所成立，推先生為會長，他固辭不就，謂會長必須由林獻堂擔任。會上有人提議發刊雜誌，但是經費何來？同年3月，他要離開東京前，悄悄把一束鈔票(1,500圓)交給了林呈祿，這就是《台灣青年》創刊的由來，後來演變成《台灣新民報》—台灣人唯一的日刊報紙。

1919年葉榮鐘受林獻堂資助，第一次赴日留學，得以認識蔡惠如，葉在文中寫道「當時他已移居福州，但是忘不了台灣的事情，終年僕僕於福州、上海、台灣、東京間，奔走呼籲，席不暇暖。他秉性豪爽，講義氣，重然諾，又能洞察人情的機微，所以對於年輕人頗具吸引力。」

今年7月初，筆者有幸去了一趟漳州田調。當我們一行人在漳州台聯會鄭科長的陪同下，來到新圩渡口，一塊彩色的看板就立在渡口，證明新圩人民記得林祖密將軍，記得九龍江治水的事蹟，也讓筆者恍然大悟，為什麼葉榮鐘在寫蔡惠如的文章中要錄下這首詩，《船發新墟》：「孤舟解纜北溪行，風疾帆飛水有聲。十里橫灘雙槳急，怒濤時作不平鳴」。按北溪乃九龍江上游，因亂石而無法行船，致使上游，包括南靖的山農產品及龍岩漳平的煤礦無法運輸。

葉榮鐘筆下的「祖國派」，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說出了蔡惠如、林季商，他認為林幼春與前兩位思想上是一致的。至於蔣渭水，為什麼要委婉地表達，還要以孫中山為擋箭牌，因為蔣的思想左傾已是不爭的事實。綜觀父親筆下的「祖國派」，蔡惠如、林季商、林幼春、蔣渭水都是憂國憂民、投身革命、名符其實的「祖國派」。至於林獻堂，他身在漩渦中，為了保護家業而與日本人周旋，情有可原，但「祖國事件」的一耳光，可是打在400萬台灣人的臉上。

(作者係葉榮鐘之子、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