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共中央積極推動打貪防腐，展開一連串監察體制的改革措施，深化監察體制的改革，當作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體制革新，構建由黨統一領導的國家反腐敗機構，並加強黨和國家的自我監督。

到2017年9月底為止，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已處理了150萬人次的廉政與問責個案。18大以來，立案審查省軍級以上的中共黨員幹部440人，其中18屆中委、候補委員43人，中紀委9人。

再者，中共中央頒布問責條例，堅持失責必問；把權力和義務、責任和擔當統一起來，明確問責對象、內容和方式方法。為了強化問責、促進制度改革，中央紀檢委高層領導人分別、分梯次約談各省區市、中央部門和中央企業、中央金融機構黨委（黨組）的主要負責人，督促落實管黨治黨的責任。

將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

中共十九大決定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組建國家、省、市、縣四級監察委員會。今後國家監察委將成為反貪腐中心，並對全國人大負責，定期向人大提出報告工作。

即將退休的紀檢委書記王岐山，先前在十八屆中央紀檢委工作報告中提到，堅持依規治黨和依法治國相統一，並推動黨內監督和國家監察的「全覆蓋」。這意味著新成立的國家監察委員會，將發揮遠超過原先國務院之下監察部的職能，後者的角色是定位為「行政監察」，而監察委直接隸屬於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其監察對象是自上而下，各級官員無所不包，真正做到頂層設計的「全覆蓋」。

根據十九大會後的分析報導，監察委將整合「執紀」（黨紀）和「執法」（國法）雙重功能，除落實「廉政監督」外，還具有「勤政監督」和「效能監督」的職能，以避免懶政與懈怠。

根據新的職能設計，監察委員會將整合原屬檢察機關的三大局職能，包括反貪汙賄賂局、反瀆職侵權局和職務犯罪預防局，統一行使各項反腐敗職權。這將擴大與調整監察機關的法定職權，將檢察機關的偵查權和監察機關的調查權進行梳理和重組，並釐清相關的法制規範。經過此一整合與改革任務後，在全國人大的統攝下，將形成一府（政府）、一委（監察委）、兩院（人民法院與人民檢察院）的新國家機構體系，這也就是強化監察機制的頂層設計。

至於在立法任務上，中共中央紀檢委會同全國人大，將行政監察法修改為國家監察法。監察委員會將履行監督、調查、處置等職責，賦予談話、詢問、留置等調查權限。過去頗受爭議的「雙規」機制，指涉案的官員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到規定的地點報到，接受調查。現在則改為具備法定效力的「留置」。

目前公開徵求意見的《國家監察法草案》規定：委員會由全國人大產生，負責全國監察工作，主任由全國人大選舉產生，副主任、委員由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免。

法學界對草案有不同意見

對於《國家監察法草案》，大陸各界有不同意見。2017年8月間，59名中國律師聯名發表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表達了他們對監察體制改革及《國家監察法草案》四點憂心：(一)法治原則面臨著危機，(二)人權保障遭遇嚴峻的挑戰，(三)平等原則受到損害，(四)正當程序或被拋棄。

11月11日，「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憲法學與刑事訴訟法學的對話」研討會在北京召開，多名學者對監察法草案提出不同看法。

首先是憲政定位問題。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陳光中說，監察體制改革將形成「一府一委兩院」的新國家機構體系，這項根本改革如僅透過監察法來規定，顯然與憲法相抵觸。換言之，在全國範圍設置國家監察機關，必須經由修憲才行。

針對「留置」權的爭議，中國憲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韓大元說，這份草案排除了監察機關調查中的律師介入，損害了公民獲得辯護的憲法基本權利；草案要求檢察機關在做出不起訴決定時「徵求監察機關意見」，也有損檢察機關的憲法地位。

比較兩岸的監察制度

相對於大陸監察委的權力過大，留置範圍過寬等違憲爭議，當前台灣的監察院卻被批評是「無牙的老虎」，配套不足，以致功能不彰。大陸監察委對於被調查的官員具有實質的處置權，但台灣監察院對於官員的彈劾與糾舉，卻只是發動權，決定權在於司法院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和職務法庭。

其次，台灣監察院有憲法明文規範的定位和法定職掌，同時也發展出五院之間因長期互動而形成的機制互補。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法制截然不同，但有大陸憲法學者認為，在全國範圍設置國家監察機關，必須經由修憲才行，足見憲法明文規範監察機關，確實有其必要性。

（作者係金門大學教授，曾任立委、監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