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二二八悲劇的形成，不論是「官逼民反」或「民逼官反」，兩造不僅高度對立，其主張也相互排斥。筆者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找出更能切入當年複雜史實的觀點，以利論述的辯證發展。在這樣的思考下，筆者發現關於兩岸的民族主義這個題目。這裡所謂的「民族主義」，一個是「中國民族主義」，一個是戰後初期的「我族中心主義」，最簡單的民族主義；一個是當前想努力掙脫中國的「台灣民族主義」；而這三者在戰後的一個時間點都被不經意地喚起。

「民族救星」蔣委員長在抗戰勝利的那一天，發表了重要談話：「不念舊惡，與人為善」；該講話被描述為「以德報怨」，據稱是蔣介石親自擬定的文稿。這是一個高度道德標準的宣示，可惜在現實中很難達到那樣的標準；而且，道德也應該是相對的，若只是一味要求弱者要有高道德表現，處於現實的生存競爭中，實在很少能不被淘汰的。

兩岸對「以德報怨」都有意見

在艱辛抗戰8年甚至15年慘勝後，蔣介石立刻安撫昨日的敵人，現在回顧起來，可以理解其有種種戰略與外交上的理由；但當年國府卻可能未蒙其利而先受其害。筆者認為，那應該算是國府的一項重大錯誤，對於海峽兩岸而言都是，而且它影響了後來的歷史發展。換言之，蔣委員長在談話中表現了對「我族中心」的輕忽；在慘烈犧牲後，急於對侵略者表示善意，很可能造成民心的背離，以下筆者以史實做具體分析。

由時序上看，九一八事變中，國府曾被描述為不肯抵抗日本侵略者，甚至提出所謂「敦睦邦交令」，禁止學生與民眾抗日的執政者。所幸後來國府大力投入松滬會戰，重新獲得民眾的肯定。接著1935年福建省主席陳儀，在「敦睦邦交令」下，來到台灣，參加日據台灣40年慶功宴，稱許日人在台灣的建設，這對抗日的台灣人而言又是一大打擊。

二戰結束之際，蔣委員長對日本發表的「以德報怨」講話；其中「我中國同胞們必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除了知識界有不同看法，曾身受奇冤巨恥的廣大淪陷區民眾也恐怕難以接受。

隨後兩岸都曾對漢奸追訴，但國府對侵略者都可以「不念舊惡、與人為善」，對自己人民卻要求「漢賊不兩立」，據稱淪陷區的大學文憑大多不獲承認，又豈能讓人心服？此外，戰後人民生活仍然食不果腹，日寇卻衣食無虞，當然令人不滿。就所知，南京《中央日報》在勝利不到一年後，就刊出「寬大的限度」的社論，提到「真正的傳統精神，是以直報怨，不為己甚」；上海《申報》頭版頭條大標題刊出，國府內部「鄒魯、白崇禧、王正廷等要求改變外交作風  全會場情緒悲憤激昂」的報導；讀者意見欄中更出現「全國各地鬧糧荒日俘卻飽餐無事」這樣的小標題。

在筆者的研究中，長期領導抗戰的國府之所以失去民心，以及蔣個人由「民族救星」地位步下神壇，讓中共在抗戰勝利後能獲得發展的機會，以至國府最後受到民眾背離，實與此密切相關；因為「我族中心」的素樸民族主義受到衝擊。

淪陷區太多無辜的民眾被犧牲，竟然要他們對侵略者「不念舊惡，與人為善」？卻不要求盟軍徹底改變侵略者的惡質傳統，例如，據梁許春菊在受訪紀錄稱，「在滿洲的日本人接受日軍投降的事實後，便趕緊加強『鄰組活動』，…商討對策時，日本人都說，通常戰爭時的軍隊進城後有三或四日的自由，隨便他們姦殺擄掠，要女人家小心。我們婦人都認為怎會有這麼亂來的事，他們自己就招認說以前他們當兵時就是這樣。」（見《口述歷史期刊》第五冊，中研院近史所，頁303）。日本文化中有男性好強好勝，胡作非為的傳統，國府應向盟總揭發並要求處理之。

通膨、糧荒有台胞沒飯吃

尤其，戰後的美國霸權早已對台灣虎視眈眈。而台灣人民落入日人離台後的物價風暴中，他們不知物價風暴來自美、日，而歸罪於國府。美國允許總督府自東京載來整飛機的大額日鈔，搶購台灣物資，以致米價僅3個月高漲達60倍；國府接收後稍遏漲勢，至二二八悲劇前再續漲7倍。其間，1946年5月4日，台灣受糧荒影響，基隆曾發生以青年學生為主的抗議遊行。同年9月14日，南京《中央日報》刊出消息稱「寶島人民在艱苦中  十萬台胞沒飯吃」。

在物價高漲期間，一群在廣東與海南島等待遣返的台籍日本兵，歷盡千辛萬苦回到台灣。他們不可能知道自身受虐的真相，竟然可能是當地中國人曾受到自己所屬部隊的苛虐，甚至達到「在海南島，…中國人是被抓來作奴工…當時築了一條54公里運輸鐵礦的鐵路，光是因為這項工程病死的中國人，可以排成這條鐵路的三分之二長，很可憐…有些台灣人在海南島很不規矩，我常看到台灣人在光天化日下強暴海南島的女人，…當時海南島人很氣台灣人。」(見《天皇陛下之赤子─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潘國正著，齊風堂出版，頁42、43）。聽說在二二八事件中，最兇殘的就是海南島與南洋歸來的台籍日本兵，或許是不知這類背景所致。國府當局在戰後要求「不念舊惡、與人為善」，對於民間大部分原本相當接受報應傳統的民眾來說，都可能被認為那是太高的道德標準，而產生一種自外於「我族」的種子了。

東京澀谷事件與沈崇事件

此外，1946年7月19日，又發生了盟總為恢復東京治安，竟然允許日警公開射殺滯日擺攤為生的台灣人的「東京澀谷事件」（載運台人的卡車上，有彈痕542個，死亡者7人，傷重者23人，輕傷者17人）；為此台灣人民對美國負責下的盟總與當地日警高度不滿；那是一個「我族中心」的情感，自然以反美日的形式上升。

《台灣民報》先在該月22日刊出消息，25日該報頭版大字刊出「敗國議員還談壞話  台人即是中國人  竟以怨報德  尚敢公然辱人」；然後有「日報紙盛讚  蔣主席仁慈愷悌領導人民寬大對待日俘」的報導，都是對日警義憤填膺的憤怒，旁及對美國盟邦竟將該事件中的台人起訴的責備，也就是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該事件至9月30日竟發展為「東京台胞四十一名  被控危害佔領軍」，我滯日先民不僅受嚴重槍擊，還被送上法庭。

其後該報又有〈我國人士的對日觀〉社論批判，認為國府有「過於強調對於日本民眾的同情和憐憫之憾」；對蔣委員長所提出的「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發出了強烈質問：「許容這些日本軍閥官僚財閥等的侵略我國，劫掠我國的是誰？除卻很小的比例外，豈不是日本的人民自身？凌辱我同胞、暴行我民眾的直接下手人，是不是日本的大眾自身？……」。

更重要的是，同年4月18日，上海《申報》剛刊過強調我國主體路線的「安全理事會側影  中國擁護聯合國共同利益  絕不是跟蹤在英美背後跑」的談話；9月25日《中央日報》社論〈共黨的反美運動〉，就強調「自從去年冬天，中共與接近中共的團體和份子就不斷抨擊美國，企圖掀起一種反美運動」，國府在黨報中高調，以抗戰8年美國對國府的支持與戰後將給予國府援助為由，出現了一種模糊的、可以倚賴美國、缺乏主體性的民族主義。

然後，10月中旬，《台灣民報》在前述國府攻擊「共黨的反美運動」後，先後有了明顯「無黨無派」的走向，刊出了大陸親民盟文人曹聚仁撰寫的〈民主同盟論〉（上、下）、〈兩種心理、兩種看法  唯恐天下不亂與唯恐天下大亂〉等文。

再後，東京澀谷事件發生4個多月後的12月12日，因10日東京法庭宣判不公，台灣民眾與青年學生近5千人，在台北中山堂舉行反美抗議集會（詳見筆者《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頁392-428）；陳儀當局雖對美方不滿，但並未放任該抗議行動，民眾與學生在演講宣示不滿後，有學生向美國領事館提交抗議書後結束了該活動。在國府公開表示反對「反美運動」之後，這次活動當然是一明顯反蔣反美「我族中心」成長的訊號。

該年的聖誕夜，北平又發生了讓反美氛圍更濃的北京大學沈崇事件，以致1947年1月9日，台灣青年學生再發動反美示威。故可說，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前的兩岸反美示威有合流的情勢。

結語

二二八悲劇，在某種右翼的意義上，是一種倚賴美國的我族中心主義；但其本身缺乏足夠的韌性，只能以「誤信」美國許諾的形式短期存在；它在歷史的長河中，化作一頁使後人顫慄長嘆的悲傷史述。至於今日台灣的「台灣民族主義」，在兩蔣時代留下了物質基礎，但「我族中心」不能只是美好的念頭，更不能「依賴」外力。何況，如今不僅它所倚賴的美日霸權確實衰落了，真正擁有自主實力的「中國民族主義」又正在對岸穩步興起；而同時台灣內部正落入政黨惡鬥的民主宿命中，台灣人民該如何抉擇，成為重要課題。

(作者係台灣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