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註：本篇是趙剛為《陳映真文選》正在撰寫的「導論」中的第一部分，因本刊篇幅有限，全文將以連載方式刊出，且文字經編者刪節過。

在與祖國大陸離散的這百餘年來，台灣始終有一個旨在克服新舊殖民、追求民族統一與自主，乃至兼善天下，悲願所有弱小民族皆得解放，世界臻至大同的左翼傳統。在帝國主義強權及其扈從代理的全面接力摧殘下，這個既是台灣人民的光輝傳統，也是20世紀中國革命的有機構成，卻總是敗而不潰、薪火相傳。與此同時，「勝利者」則極力宣傳他們的史觀：不反省甚至肯定日本殖民、低眉順眼頌揚美式現代化，並以此為前提，先是反共，繼之以反民族，以永恆化民族分裂為梓棺黃河。在「勝利者」史觀獨步全台的當代，關於反抗者的記憶，則被擠壓至精英歷史書寫與大眾歷史意識的極邊緣地帶，幾近罔兩。

「殖民地的孩子」到人之子

陳映真（1937-2016）是這個傳統在1960年代之後的主要承繼者，畢生事業指歸於對這個傳統的反思與前推。他的思想求索、行動事功，與各種書寫，都是建立在包括台灣在內的現代中國革命之上。陳映真思想裡的這個歷史性基礎，讓他表裡名實皆是「中國的孩子」，所思所言，都繫於中國的未來。

「歷史性」可以指出基礎，但說不好高度。對陳映真而言，中國在世界上的未來，又絕不僅僅是一個民族國家圖存，或富強的功利主義問題，而在根本上是重建中國人的文化與精神主體性的問題，是關於在現代世界之林的中國民族，如何能自尊愛人的問題。對這個生於日本殖民時期，自云「殖民地的孩子」的陳映真，他「平生最大的願望，是做一個平凡而胸襟坦闊、脊骨挺直的中國人」（《關於陳映真》1976）。如此自命，意味著把中國的問題，落實在一個平凡的中國人的主體狀態問題。於是，陳映真的思想與文學在「中國之子」之外，還有第二根支柱，即天下之子、世界之子或「人」之子，在中國之歷史現場，也在各文明傳統的花果中滋潤學習奮鬥。

歷史性與超越性並舉，使陳映真的思想與文學總是讓讀者，略帶不安地碰觸到一種獨特的精神性甚或崇高性。這在津津於器物、身體、慾望、此時、此地的當代思想與感情世界中，經常會引發讀者與評論者的疑竇甚或不快。這可能是陳映真永遠都不會成為流行作家的一個根本原因。所幸，似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切他的寫作，以及作品背後所透露出的問題意識與精神格局。王安憶就是較早重視到陳映真的「精神性」的一位作家，以陳映真為主人公的一篇作品《烏托邦詩篇》(1990)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後來知道，一個人在一個島上，也是可以胸懷世界的。」

在陳映真的大量寫作中，讀者總是能體會到一種難以名之的大而執著的胸懷。非要說，那是一種以全身心逼近現世下沉之力，並力爭誠、愛、真理、寬容、正義長存於人間的胸懷。陳映真思想世界的特色是合和，而非分析、分割、化約，遑論教條。陳映真愛國以返本，但同時努力合和人類（尤其是弱小民族的）智慧精神，以求「人」之整全與向上，易言之，即人的解放。然而，作為「人學」的「文學」，又將他從一種真理的、革命的、宗教性的高大寒之中，拉回到卑俗庸常的人間川流。

陳映真的書寫，從來都是一個常人面對現實所感所思的繭絲蠅跡，以及他的理想與虛無、希望與絕望的掏抉傾吐。自始至終，陳映真一如魯迅，否定學術思想有絕塵的「公道公理」、「客觀中立」，或「面面俱到」。否定這些倒不是因為什麼堂皇知識論的緣故，而是因為它們所取消的正是一個有位置、有立場，有痛感的主體的想像。

在陳映真的文、史與論的後頭，艱難挺立的是這個人在歷史困局中，不斷克服自身的虛無與脆弱，透過終生的學思行，勉力維繫理想與信念於不墜的精氣神。讓自身免於頹唐虛無，與挽時代於傾頹，於他是一體痛感的兩面。因此，陳映真的「大」或「小」是一個悖論式現象。一如魯迅，陳映真的「大」恰恰是來自於他「活在人間，又是一個常人」，「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中爬來爬去」（《〈華蓋集〉題記》1925）。

不該僅以「小說家」被記得

因此，如果我們不從愛國以返本、合和各種精神資源以求向上，反思自身以達誠真，這幾個閃亮質地去掌握陳映真的畢生書寫，而僅僅著迷於他誠然甚具魅力的文字風格與技巧，那就可能是「買櫝還珠」了。而如若又更進一步將「買櫝還珠」理論化，那就是對陳映真的寫作刻意骷髏化了。但不幸，這卻是現代文學評論界裡最常見的「操作」模式。開場將理想信念、規範價值與責任承擔等，通通掃進貼著「意識形態」標籤的回收桶；接著將如是的「意識形態」與文學對立，生出特定「文學」的看法；然後以此對立為前提，論者將陳映真摁在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或「左統派」的圖釘下，於是出現了一個「本格上」或「原則上」是意識形態家的陳映真。劇終才不得不扭捏，卻又故作清高地承認他的某些作品「還是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

於是，一眾論者將陳映真的某些（尤其是早期的）小說戴上不合頭的「現代主義」紙冠，讓作家的一縷文學靈魂飛上他們所搭的封神台上。在為「純文學」美聲合唱的同時，良善的合唱者將陳映真文學與思想中的核心精神給惡意地埋葬了。

在我們穿越了當代主流政治與文論所布置的夜霧之後，重新想像這個人畢生的困知勉行時，陳映真就不好再僅僅以「小說家」被記得，就如同我們不好以小說家記得魯迅是一樣的。非關看輕「小說家」，因為拿這個瓶子裝魯迅，或陳映真，瓶將為之迸裂─借荷爾德林所比擬的詩瓶之於拿破崙。

無論是作為一位思想者、創作者、紀錄者、評論者、對話者、爭論者、實踐者，還是徬徨之人，陳映真無時不欲把包括台灣在內的整個中國，把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人間」放在心中、扛在肩上。在百餘年來肩負「中國往何處去？」這一承擔的無數仁人志士之中，由於陳映真的殖民地經驗與奮鬥，他或許是唯一一位深刻體現殖民地痛感，以及第三世界共感的作家與思想者。

陳映真是怎麼煉成的？

如果我被問到「陳映真何人也？」，我大概會說：「陳映真先生是一個知道殖民之痛的人，以追求一種立誠求真自愛愛人的中國人的民族主體格局，為一生奮鬥目標的第三世界左翼。為了達到這個大目標，他把他的努力首先設定在如何重建台灣人民在中國現代史中的主體地位這一方向，並以此克服民族分斷」。若嫌長，我將說：「那個人行在島嶼，胸懷世界，畢生努力皆從中國出發」。那麼，「在一個島上」、「胸懷天下」、「立足兩岸」的這一個人，又是怎麼煉成的呢？

1959年，21歲的外文系三年級學生陳映真，在一個名為《筆匯》的粗礪油印同仁刊物上，發表了改自他課堂作業的小說《麵攤》。這是他的首作，之後，直到2006年病倒北京臥榻十年而終之前，在他40餘年的寫作生涯中（或應扣除1968-1975的牢獄七年），產出了涵蓋小說、論文、隨筆、文評、時評、訪談、報導、散文、書序等體量達23卷的《陳映真全集》（2017）；其中小說只占文字總量的八分之一強。書寫形式縱然殊異，但都是這個人面對現實、回應當代、反省自身的書寫。

如魯迅，陳映真是終生的現役戰士，幾乎不曾寫過空頭文章。揆諸中國現代文學史，陳映真應是魯迅戰士精神的頭號傳人，雖隔一海，當仁不讓。魯迅與陳映真都屬於大時代的作家，都以誠與愛為不滅信念，直面正視時代的「重壓」（魯迅《〈塵影〉題辭》1927）。但魯迅生逢大時代，以重壓成其廣大，但陳映真卻生於文藝是給人「舒服」的小時代，於是他的努力則頻遭鬼物之揶揄的命運。

很多初次涉獵陳映真早期作品的朋友，都有這樣一個疑問：這個人怎可能在那個年紀，就對人生與世界有那麼獨到的體會？而如若問者恰巧又對台灣1950-60年代的思想與精神荒漠略有所聞，那這個問號可能就得勾得更其粗黑了。不記得是誰，在什麼場合，說過青年陳映真身裡住著一個「老靈魂」云云。對這一「查無實據」的說法，它暗含的一個意思倒是成立的：陳映真的核心關懷與視野其實形成得很早，而且之後並無重大斷裂。因此，我們今天欲知思想者陳映真的煉成，應該還是得從他寫作之前的時代背景與成長經歷著手。

陳映真雖較少談及兒少時，沒有類似魯迅《朝花夕拾》的回憶寫作，但散在《陳映真全集》裡的多篇自傳性文章或演講，還是足夠讓我們對陳映真的信念、感情與思想世界的形成有一初步掌握。以下，我將主要藉助《全集》，勉力回答「陳映真是怎麼煉成的？」

一、小哥之死

1937年，七七事變那一年，也是台灣成為日本禁臠孤懸海外的第42年，的11月6日，陳映真與他的雙生兄弟出生於台灣竹南鎮。「殖民地的孩子」是時代所加諸於他的烙印，他從來銘記於心，即便近花甲之年（《中國文學在台灣的發展》2005）。

陳映真的三伯父膝下無子，央求將雙胞胎的後出在兩歲多的時候，過繼給他當養子─這是陳映真夫人陳麗娜女士後來告訴我的。陳映真的生父出身貧苦，靠刻苦自學，在日據時代當一名底層公務員，養父則是中階警官。和所有在台灣的漢人都一樣，陳家的祖先來自福建安溪，於乾嘉年間「開台」，到陳映真這一代已是第八代。陳映真還記得，他的大伯父在他很小的時候，就要他背誦一個「神奇的地址：大清國，福建省，泉州府，安溪縣，石盤頭，樓仔厝……」（《祖祠》1992；《祖鄉紀行》1994）。

如此成為養子應該會讓小孩感到一種與生身父母分離，甚至於被棄的痛。即便是中年後，這個痛可能還是偶而跳躍於他的筆尖之上，例如在回憶他初中生時，會如此寫：「寒暑假，他從鶯鎮的養家到鄰站的桃鎮的生家去做客」《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1993）。何處是家？何時為客？應是時常困惑著幼兒陳映真。「家」在青年陳映真的筆下，經常顯現殘缺、壓抑、幽暗、破敗、自私、缺乏理解與愛。小說時而幻說一個患有絕症的小孩對母愛的渴望（小說《麵攤》1959）；時而側寫一個大學生在畢業之際，欲逃至一無有之鄉，泣訴著「我不要回家，我沒有家呀！」（小說《故鄉》1960）；時而又展現一個都會氣的「螟蛉子」青年對家的自外絕情（小說《死者》1960）。

陳映真幾乎總是從小哥為起點展開他的身家回憶，經常及於父親，甚少提及養父，更少提起生母或養母。後來我從陳麗娜那兒知道，陳映真對父母與寡養母都極盡人子奉養之道，對老人家有超乎常人的和顏悅色。

陳映真本名陳映善，成為養子後改名永善，據說是因要與生家的排行有所區隔，而映真反倒是他孿生哥哥的名字。兄弟倆外型酷似，一起度過了一段快樂童年。後來陳映真的生家要搬家，兩兄弟情難捨，哥哥就和弟弟說：「我們互相想念時就趕快去照鏡子，對方就來了。」

（《〈訪談〉以小說的方式思考人的問題》1998）未幾，在他們九歲時，小哥急症死了。世間已無陳映真，而這個留下來的弟弟，多年後開始寫作，偶以「陳映真」為筆名發表，之後就一直用下去了。

讀《陳映真全集》會發現，幾乎所有的自敘都是將「小哥之死」列為人生第一次痛，或許他以與哥哥的死別，作為一種能概括他幼時所有寂寞傷逝的代表敘事，包括成為養子所造成的與原生家庭的分斷。這個身、家之分斷的原始痛感，我相信，應與陳映真畢生強烈企求克服國之分斷、天下之分斷，展現在作為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人間的」、「第三世界」的思考者，有深刻的內在關係。

隨著年齡的增長，陳映真原先「何處是家」的經驗，有可能部分昇華為一種超越優容：兩邊都是家，而我生活、愛並盡責於之間。這個「之間」感，我覺得很關鍵。陳映真在評論《龍的傳人》歌者侯德健回歸大陸時，說他自己的選擇是「長留在兩岸」（《向著更廣闊的歷史視野…》1983）。他晚年的小說《歸鄉》（1999），更透過主人公大陸台籍老兵之口表示「兩邊都是家」。

1987年，在一次韓國行，他目擊了韓國民眾超克南北分斷、追求祖國統一的熾熱信念，一年後寫了《被湮沒的歷史的寂寞》，將他失去小哥的不完整，與失去祖國的不完整，拉出一條半意識的內在關連。因此，與其說陳映真幼年的養子與傷逝經歷，「客觀地」或「命定地」影響了他一生，倒不如說他是一個善痛者，能善養其痛以通他人之痛與家國天下之痛。

我們閱讀陳映真，的確發現他總是能將消極轉化為積極，從絕望中提煉出希望，屢遭挫傷，但始終能維持一種韌性。陳映真無疑是一位魯迅所謂的「壕塹戰」戰士，總是學習著、蓄養著、戰鬥著。

(作者係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