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出生的馮守娥是白色恐怖受難者，曾於1950年入監10年；她的哥哥馮錦煇及丈夫陳明忠也是政治犯，前者被槍斃，後者被捕二次總計坐牢21年。馮守娥曾獨自養家育女，度過生命難關，至今仍堅持理想，堪稱女性典範。

生於宜蘭冬山鄉的馮守娥，五歲時因父親開設醬油工廠而移居羅東，小學就讀羅東女子公學校，後來考上蘭陽女中高中，並於1949年畢業。70年前羅東只有五名女性高中畢業生，馮守娥是其中一人，在當時可稱得上是極少數的高級知識分子。

自幼即思考人生意義

馮守娥的學業成就，一方面是因為她從小就很愛看書，二方面是受到父母親的影響。她的父親原本在冬山公學校教書，母親也是公學校畢業，皆很重視教育，總是鼓勵孩子們學習，「父親主科教日語，數理科也很好，常教我們兄妹算術。」馮守娥說父母親空閒時會與孩子們唱歌，她記得父親曾經教她唱一首歌：「我為什麼生出來，生出來的我究竟要做什麼？只是吃？只是睡？只是動？這跟禽獸不是沒有兩樣嗎？」這首歌觸發馮守娥思索什麼是人？人生活著的目的是什麼？馮守娥小小年紀便立志做個有用之人，她想像長大後，學美國萊特兄弟造飛機；她也想學愛迪生，製做更多電燈，照亮鄉下的大街小巷。

另一位影響馮守娥的人，是大她兩歲的哥哥馮錦煇。馮錦煇在羅東公學校、台北淡水中學畢業後，先後任教冬山國小、羅東國小。馮守娥因為與哥哥年齡接近，二人常一起看書學習，討論問題。她至今仍牢牢記得與哥哥的「巴西之約」，「哥哥很愛讀探險故事書，有一次他跟我說『長大後一起去巴西』，我問去巴西做什麼，他說『種咖啡』，我當下聽了覺得很有趣，就說好啊。」

因生活經驗萌生女權意識

雖然馮守娥心中懷抱著無限多的夢想，但回到現實生活，由於她是家中長女，必須分擔沉重的家務。「我媽媽18歲結婚，48歲過世，30年婚姻生活生了14個小孩，其中5個夭折。」馮守娥自5歲開始幫忙照顧弟妹，直至她被抓的那一刻。「每天放學回家，媽媽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我要煮飯，還是揹弟弟妹妺？」馮守娥總是選擇揹小孩，唯有這樣，她才可以一邊揹弟妹，一邊讀書。

馮守娥還曾協助媽媽準備廟會大拜拜用的祭祀用品，一個人蹲在自來水水槽邊宰殺了13隻雞、13隻鴨，「等我處理完站起來時，兩隻腳一直發抖，站都站不穩。」鄰居日籍老師看馮守娥永遠有做不完的家事，問她，「晚上我們睡覺時，妳還沒睡；早上我們起床，妳已經在煮飯，妳到底幾點睡？」

雖然馮守娥沒有很多時間複習功課，但她在班上排名皆保持在前三名之內。升高中以後，隨著科目增多，內容變深，她想花更多時間讀書，但又不能不做家事，只好犧牲少到不能再少的睡眠時間，「我開始在早上五點多出門，趕六點的第一班火車去學校，然後躲在偌大的音樂教室讀書。」回想過去Ｋ書的歲月，馮守娥也不免驚訝當時為何膽子那麼大。

馮守娥聰慧，又具思辯能力、勇於表達。例如1945年8月15日，年僅15歲的她在回家路上，看到很多農民因繳不起米穀，在烈日下被日本人罰跪在滾燙的柏油路上，心中很生氣，正想回家後寫一封信到總督府抗議，未料一回家，就聽到廣播傳來日本投降的消息，全家人都很高興。後來她把這一天的經過情形寫成〈台灣解放的一天〉，敘述日本人欺負台灣人的種種行徑，以及對台灣光復的喜悅。

又如，馮守娥眼見媽媽生養那麼多孩子、又要照顧醬油生意，可見身為女人的辛苦，於是她撰寫〈論台灣婦女〉，認為要求女性三從四德的觀念太封建了，她也分析女性為何總被男性認為缺乏見識，是因為時間都用在操持家事上了，她因此建議女人要多讀書提高自己的知識及能力，多關心社會以提高眼界，社會也應建立男女分擔家事、照顧子女的制度及措施，讓女性獲得真正的平等。

馮守娥表示，「我少女時代即具有女權意識，這主要是生活體驗，看見母親及周遭所認識的女性的辛苦，也受到書本的啓發，知道婦女問題是社會問題的一環，必須與社會改革同時進行，因此，我開始研究社會問題，認識到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共產主義的目標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而「各取所值」是拿有價值的、應得的，「各取所需」是拿我們最需要的。我認為社會主義制度較為恰當，因為婦女在家庭的勞務，可由各種社會措施來代替。」

參加讀書會被關10年

馮守娥談起被捕的原因，是在高二時參加讀書會。她對於台灣面對的新時代充滿期待，對西方新思潮求知若渴。馮守娥說，「我除了把學校的功課念好，也大量閱讀從圖書館找到的哲學和革命歷史書籍及雜誌，如《觀察和展望》、《新青年》，或去書店買魯迅、矛盾、巴金等人的書籍，再加上高一的國語課本是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其中就有魯迅的〈娜拉走後怎樣？〉等令人思考的文章。」

當年的課本及課外書籍促使馮守娥關心國家社會，而同學們在課後也會熱烈討論各種思潮，例如「孫中山在發表三民主義演講中，開宗明義指出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他們還探討如何追求社會公義、如何成為有尊嚴的中國人、如何使婦女充分發揮能力為社會服務等等。

馮守娥本著良知關心國事，未料在高中畢業一年後被抓。而與她相約有朝一日去巴西種咖啡的哥哥，也在同一天被捕。更不幸的是，馮錦煇在監禁四個半月後被判死刑，隨後被帶到馬場町槍決，得年僅22歲。馮守娥回憶，「我覺得整個過程好像被綁架一樣，而且自被捕到移送至軍法處判決以前，我們被禁止寫信給家人，所以家人到處找，也到處打聽，連哥哥被槍斃的消息，也是熟人在台北火車站告示欄看到名字，才趕快打長途電話通知我父親來收屍。」

20歲的馮守娥被抓進監牢，看到不少女性遭受酷刑，她雖然沒被刑求，卻被疲勞轟炸地審問，但最哀傷的是，她坐牢期間接到媽媽過世的消息，提出回家奔喪請求，卻不被批准。坐了十年牢的馮守娥出獄時已經30歲，她很快地投入社會，找工作養活自己，她先開了毛線店，因警察找上門，怕影響房東只好放棄，轉當代課老師也遇到相似的情形，以致丟了教職，來台北後看報紙應徵考上日文翻譯，因為能力受肯定，加上同事相處後了解其為人，才慢慢被接受。

馮守娥出獄五年後，與同是政治犯的陳明忠結婚，沒想到陳明忠於1976年再度入獄。為營救陳明忠，馮守娥被軟禁七天，被騙走身分證、戶口謄本，以致無法證明夫妻關係，無法請律師辯護，幸好當時在美國的妹妹、妹夫及其他留學生立即籌款，在《紐約時報》刊登營救陳明忠的廣告，才被改判15年。坐牢11年後，陳明忠因健康不佳、在馮守娥送出第30封陳情書後，終於在1987年獲得保外就醫。這11年間，馮守娥獨自擔起教養兩名女兒的責任，除翻譯日文文章、日劇錄影帶外，也在補習班擔任日文教師，且一教就是30年，直到2002年、72歲才退休。

始終不忘初衷及理想

馮守娥一家人共坐牢三次、耗掉31年青春，以及哥哥22歲就失去生命，但是馮守娥無懼磨難，這些年來持續為平反白色恐怖事件而努力，並積極參與亞洲反日本殖民運動，以及島內的促進兩岸和平統一運動。

2001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宣布將年年參拜靖國神社，馮守娥為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燃，她和陳明忠以曾是被殖民的受害者身分，與高金素梅等一群台灣愛好和平人士，於2003年2月向大阪地方法院提出「靖國參拜違憲訴訟」。他們夫婦義務擔任訴訟團隊的翻譯，3年內自費赴大阪9次。終於在2005年9月，日本大阪高等法院判決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是違憲的，這是日本高等法院首次做出這樣的判決，意義重大。

1987年，馮守娥與陳明忠等受難者成立了「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但她一直到2013年才出任該會的副總會長，成為該團體第一位女性負責人。

她認為國共內戰、兩岸對立是造成白色恐怖的根源。她說，「據我所知，對於台灣能脫離50年日本殖民統治下各種不平等的待遇，絕大多數人都非常高興，所以在光復後，有許多愛鄉愛國的人希望能在祖國的懷抱裡，發揮自己的力量，把台灣建設成中國的模範省，雖然中間發生了228事件，然而他們並未失望，仍然抱持著改造社會、建鄉建國的理想，卻不幸地在白色恐怖時期被犧牲了。」

馮守娥同意「傷害可以被原諒」，但「過去的錯誤與教訓絕不該被忘記」。她還強調，「兩岸不只要現階段和平，還必須永遠和平，兩岸不僅現在不要打仗，還必須永遠沒有戰爭」，她相信，「唯有兩岸簽署和平協議， 終止敵對狀態，才能讓兩岸走向真正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