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時代，林季商、蔡惠如、蔣渭水是「孫黃革命」的追隨者；林獻堂、吳三連、蔡培火、楊肇嘉等地主階級認同康梁革新變法，採取溫和路線的抗日鬥爭。作者細讀其父葉榮鐘在書寫人物傳記時，對先賢先烈的歷史定位。

1895年馬關條約割台之後，台灣人民開始了50年的武裝及非武裝抗日鬥爭。孫中山於1900-1924年之間，曾四次到訪台灣，尤其1900年9月25日他由日本抵台指揮「惠州起義」，到11月10日離台，停留了44天。

1911年2月梁啓超到台灣至3月13日離台，停留了兩周，期間在霧峰萊園五桂樓待了4天，促成台灣人民抗日路線的改變：由林獻堂等地主階級所領導的知識分子，開始了文化啓蒙運動，展開了「廢除六三法案」，「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非武裝抗日的始端。

然而，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同為霧峰林家下厝的林季商（前清統領林朝棟嫡子，號祖密），不願作日本人的奴隸，憤然變賣祖產，脫籍（放棄日本國籍）返回祖籍樟州，自組民軍參加了二次革命，被孫中山任命為閩南軍司令。

文化協會構想源自蔣渭水

1921年10月17日下午1時，在台北大稻埕靜修女子學校，「文化協會」創立大會成立，公推林獻堂為總理，楊吉臣、林幼春為協理，蔣渭水為專務理事。依父親葉榮鐘在《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稱《運動史》）的多方考證與記述，蔣渭水於1921年7月：「徵得林獻堂之贊同著手組織文化協會之前，在醫專學生間已經逐漸醞釀著組織文化運動團體的意念，似乎是無可懷疑的。」而據蔣渭水在其〈五個年中的我〉一文的回憶，對組織「文化協會」的動機提到：「自林獻堂氏歸台在台北開了歡迎會以後，新交的同志李應章、林麗明、吳海水，林瑞西…諸氏，屢次慫恿我出來組織團體…。我考慮了以後，以為不做便罷，若要做呢，必須做一個範圍較大的團體才好，於是計畫出來的就是文化協會。」依此可知，文化協會的構想實是源自蔣渭水。

蔣渭水為了動員更多的人，遂去找林獻堂，希望藉由林獻堂的號召力吸收各階層人士加入。父親在〈革命家蔣渭水〉（收錄於《台灣人物群像》）中說：「領袖人物的最大要件，就是始終不渝的反抗精神，國父如此，甘地也是如此。渭水先生在這一點可以說是夠水準的領袖。」我想更重要的是蔣渭水能包容各路人馬，以達到推翻日本殖民統治的目的。

文化協會成立後，留日學生返台的演講造成全台轟動，尤其二林的演講將一個僅能容納200人的碾米廠擠的水泄不通，圍聽的群眾不下兩三千人。這促成隔年由李應章、簡吉、葉陶等人成立「二林農民組合」

蔣渭水是三民主義的信徒

父親在〈革命家蔣渭水〉一文中，舉文化協會以「總理」稱林獻堂、「協理」稱林幼春為例，說明「日人最怕國民革命刺激台人的民族意識」的時空氛圍下，蔣渭水卻刻意模仿孫中山國民黨的組織藍本。雖然，在1924年1月，國民黨「聯俄容共」時期，父親在《運動史》對於蔣渭水因對無產青年採取溫和態度，造成日後「文化協會」左右分裂感到惋惜。但是，父親認為當時的領導人中，「唯有渭水先生獨具慧眼，能洞察歷史的趨勢與青年及勞工的力量」。父親說蔣渭水：「對於革命的嚮往與對國父的崇拜，比任何人都更加強烈。…他稱得起是一位三民主義的信徒」，這些論述與他在撰寫《運動史》的筆調有很大的落差。固然，戒嚴時期的氛圍讓父親有所顧忌，猜想也是因《運動史》有蔡培火、吳三連等大老的監修，使他無法暢所欲言。

1931年7月，蔣渭水臥病入台北醫院（現台大附設醫院），7月29日診斷為傷寒。8月5日下午7時40分逝於自宅大安醫院，全島哀嘆，除在台北舉行隆重的葬禮外，各地陸續舉辦追悼會。中部地方由林獻堂等發起，於8月23日下午在台中寺舉行，參列者百餘人，警察正式臨監，一切弔聯悉被撤去。蔡先於、甘得中、洪元煌等致悼辭亦被中止。禮成，父親與警官牛島因輓聯事起衝突，被羈押於拘留所達4個多小時。

我曾問過父親是什麼原因被拘留？父親說：「禮成後，他在整理那些被扯下來的弔聯，被牛島制止，父親隨手推開牛島說了一句：「煩い」。就因為這句「你很吵」，父親進了監房。父親為此在詩集《少奇吟草》寫了三首七言絕句〈監房中〉，特錄於下：

杯弓蛇影任批論，立得狂風見腳根。別有一端沉痛處，鐵窗默禱故人魂。（其一）

早歲東林背禁書，已知身是釜中魚。十年苟免誠多幸，何況今朝入網初。（其二）明知卵石終非敵，其奈填胸熱血河。奴隸原無安樂土，監房未必苦偏多。（其三）

父親一生唯一一次進日本人的監房，是為了蔣渭水的追悼會，或許可視為父親對蔣先生最後的敬禮。

蔡惠如、林季商是「祖國派」

1956年林獻堂在日本去世，父親寫了〈台灣民族運動的領導者─林獻堂〉，文中有一段描述：「乙未割台以後，霧峰林家對外是由林季商代表，因為他是統領林朝棟的嫡子，林家最高的權威福建水陸提督，太子少保林文察的嫡孫，自然而然成為林家的中心人物。但是自從林季商脫籍離台以後，林家的主導權就落在灌公（林獻堂號灌園）手中」。此文在當時並未即時發表，而是父親去世後才收錄於1985年帕米爾出版的《台灣人物群像》。

1962年，父親寫了〈蔡惠如先生的素描—記一個台灣民族運動的鋪路人〉，後發表於1964年《台灣文藝》第二期，文中闡釋當時在東京的留學生有著滿腔的愛國熱情，但要辦《台灣青年》雜誌，若非蔡惠如在經濟狀況並不好的情況下，尚能慷慨解囊1,500元，也就沒有後來的《台灣新民報》。

父親在該文起頭說，他認為當時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受到辛亥革命的鼓勵，把個人的出路和同胞解放的希望都寄託在祖國的將來，這些人被稱為「祖國派」。父親說：「台灣島內也有祖國派，清水的蔡惠如、霧峰的林季商就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其中尤以林季商的心情更為決絕，態度更為徹底。」他又說：「林氏是前清福建水師提督剛憨公的孫子，統領林朝棟的嫡男，可以說是『將門之子』。據說他因不願意在台灣做日本的奴隸，把所有的土地數百甲（都是台中市內和近郊的上等地皮），以賤價賣給帝國製糖會社（即現在台中糖廠的前身），脫離日籍，到祖籍漳州去組織民軍，響應孫中山的革命軍。」

先後兩篇傳記人物書寫，主角都不是林季商，他為何事隔6年在書寫蔡惠如時，又再次彰顯林季商的愛國情操和投入革命的決心？耐人尋味。尤其，1918年父親因恩師施家本的推薦，接受林獻堂資助赴日留學而去霧峰致謝，當時林季商已返回祖國參加二次革命，父親對於林季商事蹟的了解也是日後之事。

先賢先烈自有歷史定位

回首當時在歷史巨流中掙扎鬥爭的先烈們，有如林季商、蔡惠如、蔣渭水等認同「孫黃革命」，才能解放中國、拯救台灣的追隨者；也有如林獻堂、吳三連、蔡培火、楊肇嘉等地主階級，認同康梁革新變法，採取溫和路線的抗日鬥爭。

父親承蒙林獻堂的愛顧，杖履追隨40年，情同父子，更被楊肇嘉、蔡培火、吳三連等昔日同志視為文膽。但是今日細讀父親「史」與「傳」的書寫差異時，方能體會他的用心良苦，體察他在書寫人物傳記時，對先賢先烈的歷史定位。比較起來，他心目中最尊崇的應該是林季商、蔡惠如、蔣渭水等追隨孫黃革命的先烈們。

（作者係葉榮鐘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