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1984年初，暨南大學歷史系朱傑勤教授獲國務院學科評定委員會批准成為廣東第一位歷史學博士研究生導師，開始在廣東招收首屆中西交通史學科博士研究生。由於中西交通史是一門涉及多學科即科際整合的學問，需要比較寬廣的知識面，當年我是抱著試一試的心理去報考的。由於報名至考試還有大半年時間，在這段時間裡，我每周一次前往中山大學康樂園蔡鴻生老師住家問學請益。在蔡老師的指導下，我將廣州市各圖書館及中山大學圖書館有關中西交通史的圖書資料(當時大約有160多種)借來認真研讀了一遍。在跟隨蔡老師讀書的大半年中，不但使我知識暴漲，而且視野大開，知道中西交通史原來是一門大學問。陳寅恪、陳垣、岑仲勉、馮承均、張星烺、季羨林、賀昌群、張秀民、方豪、周連寬、朱傑勤、韓振華；乃至國外的沙畹、伯希和、夏德、勞費爾、亨利‧玉兒、高本漢、藤田豐八、羽田亨等一大批國際知名學者，都是通過研究中西交通史從而蜚聲國際的。正是由於蔡老師的智慧和指點，我才得以哲學系的本科學歷，直接考取朱傑勤教授的博士研究生。

蔡鴻生老師一生勤學敏思，誨人不倦，著作等身，是一位有大儒風範的知識人，也是真正讀書人的榜樣。

日前讀到一篇余英時談知識與智慧區別的文字，也許是泛泛的訪談，我覺得余先生言猶未盡，遠遠不及30年多前蔡鴻生老師和我談得深入透徹。按蔡老師的說法，知識就像樹的種子，一萬粒種子撒下去，可以長出一萬株苗，但一萬株苗中有幾株能夠長成參天大樹？恐怕只有為數很少的幾株。能夠長成參天大樹的，都是獲得特別好的陽光、雨露培育。在這裡，獲得好的陽光、雨露培養就需要智慧。做學問也一樣，只有知識而沒智慧，是成不了大器的，就像株苗得不到陽光、雨露的培育，成長不起來一樣。

蔡老師和我談知識和智慧的區別，目的是要告訴我在多讀書積累知識的同時，要不斷開拓視野和提升自己的境界，特別是要多讀名家名著，從那裡吸收陽光、雨露。

從蔡老師問學，不但可以獲得豐富的知識，而且還可獲得許多智慧的啟迪。我寫《釣魚島列嶼之歷史與法理研究》這本書，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蔡鴻生老師的啟迪和陳寅恪先生的影響。

我時常在想，做學問也同做官的原理一樣，必須從基層即地方做起，由地方層級做到國家層級，最後上升到國際層級。做地方層級的學問，如能做到基礎扎實、視野開拓和努力提升境界，也可上升至國家層級甚至國際層級的。這種不斷開拓視野、提升境界，從而不斷提高自己學問層級的過程就叫「學境」，或者稱為「為學之道」，它與「為官之道」的原理是一樣的。在這裡我想強調一點，一位學境高遠的國際學人的影響力，絕對不比國際政治家差，這點只要搜查一下維基百科就知道了。

從觀察和接觸中，我認為蔡鴻生老師不僅是一位勤奮讀書的學者，而且是一位十分注重提升自己學境的學人。蔡鴻生老師的逝世不僅使中山大學痛失良師，而且也是中國知識界的一大損失。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