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是當今海峽兩岸甚至全球華人推崇的政治家，其革命事蹟，足以證明他是一位引領時代思潮的先驅者。今年適逢其誕辰150週年紀念，謹以此文追憶日據時期孫中山對台灣的影響。

眾所周知，激起孫中山革命決心的，正是清政府的甲午戰敗，台灣也因此役淪為日本殖民統治。但孫中山卻能於1900年來台策動惠州起義，這也是他亡命海外後首次的武裝革命，由於那時台灣剛割讓給日本，因而總讓人質疑他怎麼能來台灣？台灣人又如何知曉其革命事蹟？

利用日本建立革命基地

甲午之戰可以說是日本侵奪在華「利益」的一場戰爭。戰後，日本內閣致力安撫滿清皇室，拉攏張之洞等地方政要，另一方面也利用反清力量來牽制清廷，以防止清廷報復，而確保在中國東北的利益。

孫中山反清形象為人所知，是在1895年9月的廣州首義，清廷以「叛徒」下令要拿捕他。1896年倫敦蒙難事件後，孫中山已是日本政府亟欲拉攏的反清對象。在日本朝野的奧援下，殖民政府不僅讓陳少白來台灣組織興中會台灣分會，還讓孫中山以台灣作為策畫革命的指揮所，孫革命的訊息自然也藉由報刊從日本傳到台灣。

日本殖民政府入主台灣後，為傳達政令，鼓勵日人來台發行刊物，卻因警戒台人宣傳抗日思想，反對台人辦報。初期僅有日人創辦的《臺灣新報》、《臺灣日報》及1898年5月兩報合併發行的《臺灣日日新報》。

孫中山形象幾經變化

《臺灣新報》在1896年6月17日，殖民政府設定的「始政紀念日」，由山下秀實創刊。11月7日，該報首次用「廣東叛徒」之名，陳述孫中山在倫敦被拘禁的訊息。1897年陳少白來台後的9月28日，該報出現「逆黨披猖」標題，報導孫領導興中會圖謀不軌，他要改變清朝體制為「合眾民主國」。

當「中國同盟會」成立，革命黨與保皇黨展開爭論之際，《臺灣日日新報》主筆田原禎次郎（天南），於1907年6月1日至7日，分成四篇，以「孫逸仙」為題，刊載孫在《民報》周年時的演說。這是一篇有系統介紹孫中山革命理論的文章，稱許孫是最激進的改革家、擬顛覆滿清設立共和政府，更是一位能募集數十萬經費的募款高手。

該報的日文版及漢文版都詳加介紹章炳麟、黃興、陶成章、鄒容等《民報》的主筆群；稱章炳麟以其雄健之筆批判康有為保皇革新之政；形容鄒容深通法典；讚許黃興是促成革命黨統一者；說陶成章是一位奉行革命主義者，並稱他們都是孫中山革命的重要參謀。日文版還附上四人的照片，加深台灣讀者對革命黨人的印象。

日刻意形塑孫的親日形象

1911年武昌起義炮火聲響，武昌將陷、各省紛紛響應，以及孫中山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等訊息，不斷地在《臺灣日日新報》的內外要電「清國革命亂報」欄上出現。

1913年2月，孫中山到日本訪問，日本媒體不斷呼籲，朝野若要發展中國貿易，孫還是日本最信賴的人。在一則「孫文訪日影響」及「孫中山鼓吹親日」的報導中，刊出孫在日本受到朝野的歡迎，他勸中國人要與日本結為商業同盟，不要懷疑日本有瓜分中國的野心。這則孫中山親日的報導，除反映日本政府希望藉孫的親日表態緩和日益緊張的中日關係，更重要的是，向台灣讀者傳達日本政府對中國是親善的。

1917年8月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對抗北京政權。然而，孫在粵的發展並不順利，只好離開廣州。他離粵赴滬前先到日本，日本甚至視其為「南方之雄」來歡迎他。此外，台灣報紙特別刊載他的「實業計畫」、「支那の國際的開發─孫逸仙氏の築港計畫」及「廣東築港問題」等文章，介紹給台灣讀者，其目的無非是期望台灣的資本家也能去廣東投資。

呼應孫中山北上宣言

此時，《臺灣日日新報》關注孫再度回到廣東，其軍政府仍四面楚歌，但他執意「北伐」，導致與陳炯明的「聯省自治」不和，接著有批評孫為對抗商團，朝廣州市砲擊、放火掠奪等報導，「孫文政府財政日益窮乏、所能仰賴的只有日本」、「擁護陳炯明」之類不利孫的訊息，屢屢被《臺灣日日新報》刊在「中外紀要」、「電報」及「雜報」等專欄上。

1920年代，《臺灣民報》創刊，這是殖民政府受「大正民主」思潮影響，允許台灣知識分子組成「臺灣文化協會」所發行的報刊。《臺灣民報》的創刊正逢直系掌控北方政權時，台灣知識分子注意到中國武人有了勢力後，就往往失去理想爭奪不已，從袁世凱到段祺瑞乃至直隸一派莫不如此，這已是中國政界的常例。另，《臺灣民報》注意到孫1924年11月應邀北上，在廣州發表「廢除不平等條約」與「召開國民會議」宣言。

孫中山的「廢除不平等條約」主張，讓台灣知識分子關注到其所提的「日華親善」、「亞洲民族聯合」議題，此時正逢美國通過「排日法案」引發日本朝野恐慌與憤怒之際。台灣知識分子在《臺灣民報》上大聲呼籲，日本要亞洲各民族團結以對抗歐美列強，就應「日華親善」，提升台灣人的地位。尤其是醫生出身的蔣渭水，他在〈我的主張〉裡呼籲，要打破白人優越的迷思，就要大亞洲聯盟，唯有台灣人能扮演媒介角色，因為日本治台失敗的話，就沒資格高唱日華親善。

孫中山「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則引起在上海大學讀書的翁澤生、蔡孝乾的關注。「國民會議」本是孫為使北上的善後協商不至被軍閥政客分贓，遂以全國的農、公、商等各界代表為主體，不同於北京段祺瑞臨時執政以軍閥實力派所組成的「善後會議」。

台灣人認同孫中山的主張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的消息傳到台灣，翌(13)日《臺灣日日新報》即刊出孫逝去的訊息。從1925年至1929年6月奉安大典為止，《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民報》每年報導台人為孫舉行追思大會，尤其是1929年6月1日奉安大典時，特別刊載日本帝國政府及首相贈送純銀製花環，以及下令停泊在中國海域的日本軍艦要以降半旗禮表示追思。

台人所瞭解的孫中山及其三民主義理念的發展，就隨著《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民報》的報導及追悼會而四處傳播，讓台人認同孫及其主張。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論述也在台灣發酵，期許殖民政府給予台人享有與日本人同樣的「國民」待遇，以此提升台灣人的地位。孫的「召開國民會議」主張，讓左傾的翁澤生、蔡孝乾兩人也接納了孫的三民主義。因此，他的過世，台人相當悲傷，視孫為「弱小民族的救世主」，以「平民的導師」、「革命的領袖」、「國民的國父」來形塑孫中山的形象。

國民政府成立後，中國內部發生國共兩黨及國民黨左右兩派的衝突，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帶領國民革命軍北伐。蔣擁護「三民主義」，將「國父遺囑」列入孫中山的紀念儀式；北伐期間，蔣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繼承者，不斷出現在《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中，經傳播社會化後，深深影響著台灣人民，也引領著台灣人日後投向蔣中正所領導的抗日民族運動中。

（作者係國父紀念館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