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俊雄：1941年出生於台北。中學在師大附中讀了六年，1960年考進台大中文系，大二轉到歷史系，1964年大學畢業。服完一年兵役後又回台大歷史研究所唸書，1968年取得碩士學位，碩士論文為1923至1927中國勞工運動研究，由李守孔教授指導。同年拿到美國匹茲堡大學的獎學金前往深造，讀的是歷史研究所。1970年通過博士資格考，博士論文為1923至1927年的中國農民運動，論文已完成，但未獲答辯，沒拿到博士學位。1973年進入聯合國工作至2001年退休。1993年當選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第三屆會長，2013年卸任。

出國前的政治思想

李雅明問：請回溯一下你在台灣和到了美國的時候，對政治有什麼概念或想法？

花俊雄答：高中時就知道一些無黨無派政治人物的活動，如台北市的郭國基、李萬居、高玉樹及宋霖康，基隆市林番王、台北縣李秋遠，宜蘭縣的郭雨新，嘉義市的許世賢，台南的葉廷珪，高雄的楊金虎。我經常去聽高玉樹、李秋遠的演講。也看過無黨無派人士辦的《自治》。那時同學中有同情台獨的，但我不是，我覺得台灣光復是應該的。

後來我讀了台灣史，對於日據及國民黨剛來台的情形有了較多的了解，但我覺得這個帳要跟日本人算，不該跟中國人算。第一，228事件當然是個悲劇，可是，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時，武力鎮壓台灣人更殘酷。第二，雖然蔣介石比較信任跟他來台灣的人，但他為了鞏固政權，提拔了不少國民黨籍的台灣菁英出頭，例如省議會議長黃朝琴、台北市長游彌堅、高雄市長黃仲圖，屏東縣長謝東閔，各地市議會當頭的也都以台灣人居多。兩蔣統治時雖有白色恐怖，但跟日本統治台灣時相去甚遠。台灣人在蔣介石統治下當官、分享權力的人數與比例，都遠比日據時代多很多。現在有台灣人把日本殖民統治講得那麼好、把兩蔣時代說得那麼不堪，其實並不符合史實。

問：台灣光復時你只有四、五歲，還記不記得日本人在台灣是什麼情形？

答：自己不記得了，但聽姊姊說，外祖父是拉黃包車的，有時候拉著我們兄弟姊妹坐他的黃包車，經過日本人住的地方，日本人會朝我們丟石頭。我父親也曾說「像我們這樣的家庭，如果在日據時代，要上中學是很困難的」。受教權在日據時代是不平衡的，日本人上的學校比台灣人好，上中學、職業學校、大學的比例比台灣人高很多，譬如說，台灣大學早先叫台北帝國大學，有幾個台灣人能上帝國大學？

很多受日本教育的台灣知識分子在光復時不懂國語，要重新學另外一種語言很辛苦，但那畢竟只是一個短暫的學習過程。現在的台中一中是林獻堂當年結合一些台灣菁英，為給台灣子弟受教育而建立的。我在師大附中唸書時，有不少老師是外省人，我從來沒有感覺到那些老師對我有省籍歧視。功課好、守規矩的學生，不管什麼省籍，老師都喜歡。

在美國參加保釣運動

問：請談一下1970年代初期你參與保衛釣魚台運動的過程。你認為支持保釣的留學生為什麼後來會分為各種不同的派別，各自發展？

答：我1968年到匹茲堡大學讀書。匹茲堡是個保守的城市，但在反越戰時居然有50萬人參加遊行，這對我是很大的衝擊。其次，我的碩士論文、博士論文都和群眾運動有關，當然想去看看眼前的群眾運動。基於這兩個理由，我參加了1971年4月10日華盛頓全美中國留學生保釣大遊行。

當時主要有《科學月刊》和「大風社」兩批人在全美串聯。簡單地講，保釣運動有幾個組成因素，第一是受到美國學生反越戰、爭取言論自由和民權運動的影響。第二是，當時大家想回台灣改造社會，所以釣魚台問題一發生，便點燃了我們這批學生保國衛土的情感。畢竟中國近百年一直被日本侵略，保釣運動的對象是日本，因此很容易就燃起大家的愛國主義及民族情感。

1971年留美學生有1月30日、4月10日兩次大遊行，並在幾個大學舉辦討論會、國是會議。我當時還不是左派，因為我還提議要向台北請願，只是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不肯保釣，又懼怕美國、日本，愈來愈失望。不過，那時留學生之間已漸漸分成傾向北京的左派如王正方、李我焱，傾向台灣的右派如魏鏞等人。到該年9月密西根安娜堡國是會議時，我就慢慢地向左靠，比較認同中國大陸了。會如此，是受到很多事情的影響，包括尼克森要訪問大陸，大陸電影《東方紅》、《一定要把淮河治好》陸續在美國校園裡放映。

還有，在參與保釣的過程中，我深深體會到，如果國家不統一，單靠台灣的力量，想要保釣是不現實的。因此，我和許多留美學生在保釣運動後期，轉向為促進祖國統一運動。也開始關注社會主義，認識到社會主義新中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及所取得的成就，這些都更加深了我認同新中國所走的道路。

我在匹茲堡大學的指導老師許倬雲跟沈君山當時主張革新保台，但我認為革新保台沒有用。我完成了博士論文，但沒有獲得答辯的機會，沒拿到博士學位，與許老師關係不大，主要是因為1973年我考上了聯合國的工作。

大陸對台政策轉變

問：請問你第一次去大陸是什麼時候？去做什麼？

答：1975年我第一次去大陸。目的是想看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樣貌，也想就台灣問題與有關方面進行交流。當時看到的大陸是一個清貧但相對平等的社會，對台灣問題的認識不夠深入。

問：聽說你1981年大陸發布「葉九條」之前，曾經應邀訪問大陸，你跟大陸方面談過哪些問題？

答：「葉九條」發表前，大陸有關單位為徵求台胞意見，邀請了七、八位台胞去開會。我準備了一些關於台灣問題的材料，也做了一些建言。其中有兩個核心重點。第一是，當時共產黨已提出要跟國民黨對等談判，但國民黨能代表台灣人民嗎？第二是，如果要採取「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那台灣的名稱要叫什麼？

針對第一點，我認為國民黨能代表台灣人民，因為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後，蔣氏父子為了鞏固國民黨在台的統治，大量發展基層黨員，國民黨的黨員有85%是本省籍。其次，跟國民黨談判不違背台灣人民的利益。因為國民黨當時在台灣是執政黨，民進黨根本不存在。所以我認為可以這樣做。

至於第二點，那時美國有一本刊物叫《台灣人民》，主張統一後應該設立台灣自治區。我說不行，大陸的自治區都是為少數民族設立的，而台灣原住民只不過30幾萬，不管是閩南人還是客家都是漢族，台灣是一個以漢族為主的社會。我認為應叫特別行政區。海南在沒有建省時就叫海南特別行政區。特別行政區在國民黨時代就有過，所以我極力主張「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後設立台灣特別行政區。

還有，「葉九條」談到統一後大陸不派一兵一卒到台灣，這是總結228的教訓。台獨一直誇張228的死亡人數，但到目前為止領取平反賠償的只有886位。就算翻一倍也不到兩千人，所以說殺了兩萬多人，甚至更多的，絕對是誇張。但即使如此，該事件造成的後續影響，仍是必須記取的教訓。

問：過去幾十年，你接觸過相當多的大陸人士，也經常有機會就對台問題表達意見，請說一下你的經驗。

答：在這幾十年來，我在大陸對台問題上的確有相當的發言權。1977年，我第二次去北京，有關單位讓我在文化部大禮堂演講。他們關切幾個問題。第一個是「你認為統一的前景怎麼樣？」我認為這不是簡單的事情，因為大陸的制度跟台灣的制度差距太大。從經濟上來講，大陸有國營企業，台灣也有國營企業。台灣有中小企業，大陸公社辦的企業也是中小企業，問題似乎不大。但在當時個體戶都作為資本主義的尾巴砍掉了。我說：台灣有成千上萬的攤販，按照大陸定義來講是個體戶，如果把小攤販都當成資本主義尾巴砍掉的話，會造成相當大的問題。

第二是兩岸的政治體制不同。不管如何，台灣很早就開始有選舉，實施一定程度的民主制度。由於兩邊的制度差距太大，兩岸統一的路還相當長，也必須堅持「一國兩制」。

問：你什麼時候再回到台灣，第一次回來時心裡有何感受？

答：1988年，我出國20年以後，才第一次可以回台灣。我是用聯合國的Lassai Pase證件申請返台的。當時台北駐紐約代表處裡的國安局人員四次約談我。最主要是談為什麼我對紀念228那麼執著。我回答說：我對228的論斷，第一，那是個悲劇；第二，我認為國民黨處理失誤，應該盡早道歉，以免外省籍子弟背上這原罪。第三，我認為外省人跟本省人和平相處十分重要，要達到這一點就先要把228這個結解開。這是我一貫的主張。1988年返台之後，大約每隔一年我就會回台灣一次。

問：你長期擔任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並做了不少事，你覺得哪些事特別有意義？

答：1982年，沈策和宋希濂兩位老將軍成立了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而我在1993年當選第三任會長。當時台灣內部已展開統獨辯論，獨派聲音越來越大，我於是通過舉辦座談會、演講會、節日紀念會、記者招待會等方式，宣傳兩岸應和平統一。

1995年2月，為了研討剛出爐的「江八點」講話，我在紐約華埠開了一個座談會，有500多人出席，是美東僑界規模最大的一次座談會。而同年6月9日，得知李登輝要在康乃爾大學演講，我們大批人從紐約趕到康乃爾，與該校留學生會合，在李登輝演講的大廳正門進行抗議示威，迫使李登輝不得不從後門進入。1997年7月1日，為慶祝香港回歸，當晚我們在紐約林肯中心費雪廳舉辦大型音樂會，2700個座位座無虛席。接著7月6日又組織紐約華人社團最大的一次花車遊行，遊行隊伍有15,000人之多。

舉辦這些活動的經費都是會員與僑胞捐獻的，大家利用周末或晚上來策畫準備，我可以感受到僑胞對兩岸和平統一的期盼。

問：大陸對李登輝後期及陳水扁執政的八年有很多意見，當前民進黨的蔡英文又執政了，對此，你有何感想？

答：國統會、《國統綱領》都是李登輝任內提出來的，後來為什麼會變成台獨，始終是一個謎。陳水扁上台時，有人擔心這代表中共對台政策全面崩盤，我不同意這樣的論調，我的判斷是，兩岸的經貿交流不會因陳水扁上台而中斷；兩岸經貿如果不中斷，最多只會發生經熱政冷的狀況。

當前民進黨的蔡英文又執政了，由於她未明確承認「九二共識」，估計兩岸官方接觸會冷卻下來，但民間基層交流仍會繼續。

從物理學來講，冷熱會對流，經濟熱就會促使政治熱。兩岸大的趨勢就像九曲橋一樣，彎彎曲曲，但會一路向前。這是我對於兩岸形勢的看法。

有些人認為台灣問題不能久拖不決，因此在必要的情況下應該出兵把台灣拿下，長痛不如短痛。但我要反問：短痛之後能不能避免長痛的後遺症？228就是個例子。我覺得兩岸和平統一是個系統工程，不是水到渠成，而是渠成水到，必須把渠道弄好才能引水。

我對和平統一的立場始終不變，畢竟我的家人在台灣，台灣是我生長的地方，當然不願意看到兩岸兵戎相見、兄弟鬩牆。我常常跟美國朋友講說：If you leave us alone, we Chinese do have the political wisdom to solve this problem. 我認為不管怎麼樣，兩岸的事情是家務事，家務事可以慢慢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