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選戰中，趙少康為了拒絕被抹紅，提其家庭悲痛的往事。筆者覺得那段歷史很重要，因為那正是軍事學家所稱「所有戰爭中最悲慘的一種」的內戰。換言之，在海峽兩岸間如果仍遺留心結，就很難出現真正的信任與和解。

應重新檢視國共的恩仇

關於兩岸冤仇，應先看看早期1927年清黨時期的冤仇。當年孫文已去世，與孫同輩，四大寇之一的尤烈，該年曾批判過殺戮革命分子的問題。他一面稱「但能自知討赤，則中國尚有生機」，另一面稱「君子與人為善，斷不能以政見不同，阻人為善之路，…今粵方各路多有肅清共黨之報告，事誠可喜。但論其實際，未知為肅清共黨，毋寧謂之暫挫其鋒，…今各地數以槍斃共產黨聞，列以為殊非善策。蓋此能殺之，則彼之結合之力愈堅，其勢然也。例如我革命同志，自朱、邱、陸、程，以致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經一度之殺戮，必增一度熱烈之進行，共產黨亦如是耳。」（〈尤少紈民十六對時局宣言〉收入在《革命先烈先進傳》，506頁）。

因而，數十年後，藍營是否能公開替蔣介石檢討當年的作為─如尤烈認為「討赤」可能合理，但仍應檢討。如果兩岸都能公開檢討，是否能降低兩岸之間的爾虞我詐、算計到最低程度？

美國在二戰後扮演的角色

1945年春天，國共兩黨各自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各自強調要尊重民主，組織國民大會或聯合政府。美國以戰時盟友的身分，向國共提議組織聯合政府；美國表現尚稱中立，但國共談判並不順利。尤其，當美方宣布美援物資將交給國府，援共物資須經國府之手，以及1946年3月底美軍表示將積極為國府整軍，設立23所軍校，被大公報以「南京加急專電」披露，此後國共衝突日益加劇（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郭廷以在《近代中國史綱》中對此不談，僅稱「1946年3月以後，中共漸不信任馬歇爾，認為他態度不公」）；6月國共內戰正式開打。

國軍近半部隊擁有美軍最新的精良裝備，共軍所配備的則是俄軍自日軍接收來的武器（孫立人曾向記者描述，「新一軍一個團的裝備，在戰場展開了，共軍一個師也非其對手」，引自陳嘉驥著《白山黑水的悲歌》156-157頁），且該年初由於東北問題，各大城市都有學生發起反蘇示威。但美援往往難以適時充分發揮戰力，一旦軍火被禁運，國軍立刻失去戰力；同時該年3月底中共發動了學界與青年的反美與反戰抗議，且該年5月4日發出土地改革訴求，民間支持中共的力量大增。

孫立人軍隊登陸東北後雖連戰皆捷，但一方面由於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指責國務院對國府掣肘，使得美援難以為繼，且在美方的威逼下，國府1946年11月與美國簽訂了「美中商約」，更成為國府喪權辱國的明證。而之後西南聯大發生李公僕和聞一多被暗殺事件，在東京發生整卡車台灣同胞在澀谷被日警槍擊的澀谷事件，以及年底發生了北大女學生沈崇被美國水兵強暴事件。美國開始打算由中國抽身。

國軍遭此打擊兵敗如山倒。1948年12月25日蔣介石以下43人被共方指為戰犯，1949年1月21日蔣宣布引退，副總統李宗仁接任總統，2月5日國府遷往廣州辦公，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竟未隨之南下，在南京等待共軍。

1949年8月5日，美國發表《美中關係白皮書》，就是它甩鍋國府的紀錄。紀錄中未提及美軍曾宣告要協辦23所軍校，只強調國府罪有應得。白皮書的發表更加速了國軍的潰敗，共軍迅速地占領整個中國大陸。

這段歷史國府是慘敗的，美國也沒有取得勝利，甚至有點灰頭土臉；但美國失去的只是一個控制中國的機會。

中共也應該深度檢討

筆者覺得當年中共也有值得檢討之處。一是對美國記者應有所警惕。讀那段歷史，可看到中共一些人對美國記者幾乎不設防，例如1946年曾坦白對美國記者說共軍缺乏幹部，這麼重大的問題等於掀開了自身的底牌。中國必須有大量的生力軍才能改變千年來的舊社會，開創出嶄新的時代。

二是中國大陸已渡過多次危機，我們也看到建國初期一些讓社會動盪不已的社會運動，但還是缺乏有歷史深度的詮釋。在日益重視人道主義的今天，作為公民教師，筆者以為凡事開誠布公，坦白檢討才是正辦。

三是考察問題的實際影響。《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指出「1949年面臨的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是由於格外迅速到來的最後勝利而加劇的。它的速度遠遠超過黨的領導人的預料。1946年內戰開始時，黨的許多高級領導人，如周恩來，預計中共要經過長達20年的鬥爭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即使到1948年春，…毛還估計仍需三年才能獲得勝利。共產黨統治地區的突然擴大，給黨造成統治全國所迫切需要的人員和技術的短缺。」（該書中譯本75-76頁）

也就是說，當年中共讓美國記者知道黨內缺乏幹部培訓，導致美國在1949年8月內戰尚未進入尾盤之際，就公開《美中關係白皮書》；一面站在道德高地譴責國府，使得國府聲勢大衰；另方面公布了中共立刻面臨幹部不足的問題。

根據劍橋中共史的描述，1956年在中共的全代會上，鄧小平曾描述當年處境─「在全國解放前後的兩年內，黨的組織的發展過分迅速，而在有些地區這種發展幾乎是沒有領導、沒有計畫的…」、「在短短的1948到1950年底，中共黨員數也由280萬人暴增到580萬人」；但「由於黨員數目的增長失去了控制，由於缺乏系統的訓練，大多數農民新黨員往往連最淺顯的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都不懂，並缺乏最基礎的讀寫技能。」

如中共在1956年就發現當時黨組織裡有這樣嚴重的問題，其中的投機份子到文化大革命發生時，恐怕已有不少人成了中層幹部了。這是否才是當年長期動亂的重要真相？

筆者以為，如今中華民族已然復興，大陸似乎可以更平心靜氣地檢討文革發生的各項原因了。

(作者係台灣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