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可說是對台灣政治影響最大的歷史事件之一，多處設館宣傳，年年紀念，出版大量相關書籍，並在各級學校的教材中成為不可或缺的存在。此事件在戒嚴時期曾是忌諱，解嚴後被黨外勢力作為發動社會運動的理由，重新受到重視，李登輝執政時重啟調查並代表政府進行道歉、補償。因此，所有相關的研究多與政治牽扯。

二二八事件的政治性質

中國文化大學退休教授尹章義表示：二二八事件在台灣歷史上的意義及重要性，遠不如為政治訴求鋪陳的那麼大；會成為一個政治議題，大部分是由於朝野對立與政府避諱造成，使這個問題逐漸與海外的台獨運動與自決運動合流。台灣近代歷史學家戴國煇說：「多年以來，由於特定政治立場掛帥，而使有關二二八史實，常被扭曲成現實政治的短暫利害之爭。」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編輯部副主任杜繼東認為，二二八事件牽涉甚廣，其背景、過程及事後的處理都極複雜，又與後來各黨各派的立場、海峽兩岸的關係、台獨意識、受害者的冤屈與悲情等諸多因素糾合在一起，超出了歷史本身的範疇，表現出泛政治化與泛道德化的傾向。

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表示︰「二二八事件研究的成果中，再一次凸顯學術與政治分際的問題，學術研究不可能沒有立場、其成果可能有利於某種政治立場與陳述。」

中研院社會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吳乃德認為，台灣史學研究的最大問題，是政治立場相異者的攻擊︰對我論文的贊同幾乎全部來自「本土派」的學者與媒體；批評我的意見則幾乎全部來自對立陣營的政治人物和媒體；台灣社會的歷史記憶和對歷史的詮釋，明顯是以政治立場為分野。

大陸《人民日報》直指二二八早已成為政治鬥爭工具，是台灣競爭力流失的主因之一：「二二八」事件早已異化為政治鬥爭之工具，而埋藏在歷史深處的種種事實和真相，反而少人關心少人問了。每當選舉到來，「二二八」事件就必然占據媒體版面，成為綠營追殺藍營的主要話題之一，結果是助推族群對立成為「台灣社會之癌」。家和才能萬事興，族群撕裂最負面而直接的影響，就是台灣競爭力的逐漸流失。在悲劇陰影下煽風點火的民進黨反而獲益最大，頗有點趁火打劫的味道。

從2024年民進黨再度贏得總統寶座，顯示二二八已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或許我們可以理性地來探討這個歷史事件了。二二八官方論述一直存在許多爭議，尤其是事件性質、死亡人數、口述史料可信度，以及中共地下黨與左翼力量的參與程度這幾點。以下簡單敘述。

性質隨執政者不斷調整

試圖定義二二八性質的研究者不少，但反應出來的多是台灣目前認同混亂的現實。

事件發生之初，國府多以「事變」來定位，但參與群眾認為自己是為了保護鄉里而組織，在混亂的無政府狀態中維護地方治安，政府貪腐無能，外省官員享盡特權，因此要求政治改革，卻遭到軍隊屠殺。

大陸方面早期將二二八視為「革命」或「起義」，將事件定位為人民反對國民黨的起事，視為國共內戰的一部分。而早年獨派如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王建生等人合著的《一九四七台灣二二八革命》皆認為「台灣人雖未明確揭櫫獨立建國，但在強調台灣的政治由台灣人自理」。

事件發生時，美國駐台北領事布雷克(Ralph J. Blake)報告南京大使館，表示「處委會提出的三十二條要求，不會被任何擁有主權的國家接受」。美國的《波利論壇報》雖大幅報導「中國軍隊鎮壓民眾的暴行」，但同時認為三十二條要求「近乎要求獨立」，超出政治改革的範圍。魏德邁送交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將二二八視為「叛變」，因為反抗政府的群眾大肆破壞，造成巨大財物損失，也造成外省人的眾多死傷，要求國軍繳械並企圖組織政府。

最終影響二二八性質定位的還是政治因素。1995年李登輝對受難者道歉後，開始籌備「二二八基金會」的成立與補償事宜。領導人道歉，政府認錯，受難者的行為自然是正當的，不管是「叛亂」、「起義」甚至「事變」都不再合適，總不能由政府來撫卹「起義革命」失敗者，取而代之，事件只能成為「群眾遭壓迫屠殺」。最終二二八紀念碑碑文定義：「因民眾要求政治改革引發的國家公權力大屠殺」。

2006年，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等人完成了《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結論是蔣介石為事件元凶，須負最大責任；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軍政人員次之，其他軍政人員亦有責任；情治人員、半山、配合政府的社會團體與媒體工作者、線民、告密者、構陷者也都要負責。張炎憲更表示，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有計畫、有步驟地屠殺台籍菁英。這種說法很快得到陳水扁的贊同，認為找到真相。二二八紀念館中的常設展內容自2007年開始調整，官方論述也隨之轉換。

二二八死亡人數不斷上調

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一直是相關研究的最大爭議之一。從最初楊亮功報告死傷2千人，到長老教會所提死亡10餘萬人，官方與民間的統計數據差異實在太大，但多為聽說或推測，可信度有限。國史館前修纂處長侯坤宏認為「官方低報數字，可能是未計算未經審判或非正常途徑死亡的人數；民間高估則可能是刻意渲染或道聽塗說。」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正文中並無受難人數估計，但附錄中由陳寬政以人口學的統計方式，推算出約有18,000至28,000人死亡或失蹤，至今仍為官方承認的數據。這個數字與二二八紀念館實名補償的人數相差極大，畢竟到2006年為止，經過10年時間，提供達600萬台幣的補償金，也不過找出800多名死亡及失蹤者。

中研院院士胡佛是《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的審議委員之一，他認為官方的傷亡統計，較人口學推估準確許多。白崇禧的宣慰報告當中，包含軍警與台籍人士，二二八死傷總計1,860人。楊亮功與何漢文聯名提交的報告中死傷人數也在兩三千人之譜，其中公務員及軍警死傷比民眾嚴重，他們認為受難人數「絕對沒那麼多，這是完全誇大！」

陳寬政自己也表示，「然而這樣的推估有其缺點，二次大戰時有大量的台籍日本兵赴海外參戰，可能會在戰場上陣亡，所以這些數字也不見得準確」、「我們並不認為這些數字會比其他各種估計更準確可靠，…如果必須對這些推估下個結論，我們的結論就是『沒有結論』。」陳教授在資料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已盡力做出最好的估算結果；但這樣的數據竟被官方公認，造成相關研究的最大爭議。

在二二八基金會的補償名單中，死亡及失蹤共800多人，經本人研究，其中至少有5人未受難，其家屬卻領取補償金；而在1949年後因白色恐怖各種罪名遭槍決的有63人，也都被計入二二八受難人數之中；另外，各種有爭議的領取不在少數。兩、三萬人受難，只有千餘人提出死亡、失蹤申請，800多人最終領取補償，以人性的角度來看實在不合理，足見官方死亡人數的論述有很大問題。

為何二二八死亡人數這樣的「不解之謎」，讓藍綠雙方爭論多年？可能擔心受難人數直接影響事件受重視的程度吧。畢竟檢索《警察沿革誌》日本官方檔案中的紀錄，日據時期光是被警察處在台灣處死的人數就超過16萬，單一事件受難者超過千人的不在少數。遺憾的是，政府都沒有對這些事件進行追思或紀念。

口述史料的可信度較低

由於國民黨本身被視為加害者甚至元兇，因此有部分學者認為二二八研究相關檔案不可信，因而大量使用口述史料進行論證。但與檔案文獻相比，口述史料的可信度無疑較低，且受難者知道要接受官方訪談時，都認知到訪問內容與罪名的平反，以及當局正研議的賠償有關，都知道發言應該慎重，有所保留，不能隨便亂講。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褚靜濤表示：國民黨官方史料有編造的成分，但口述歷史錯繆處也不少，對這些史料必須批判使用，不能照搬照抄。既不必以官方史料貶低口述歷史的價值，也不必迷信口述歷史，而將官方檔案棄置一旁。

此外，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吳銘能提出，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口述歷史》在未重新訪問的情況下，部分內容經過重新編排，納入《高雄二二八事件相關人物訪問紀錄》。在這個過程當中，編輯者刻意增添一些主觀用語強調悲情，甚至修改受訪者的原句，進行意識形態的改變。例如將當時慣用的「日據時代」改為「日治時期」，從非法占據變為肯定其主權；將加害者由「外省人」改為「中國人」，配合從省籍到民族的撕裂；有時也將「國民黨」改成「中國」，將民眾憤恨國民黨的情緒轉向整個中國。尤有甚者，在原句上添加「劫後餘生」、「餘悸猶存」、「逃過一劫」等詞語，這些都是原文中未見。

中共地下黨對事件的影響

台灣作家陳芳明表示，謝雪紅等台共的行動與中共沒有聯繫，地下黨領導人蔡孝乾吸收的黨員至多不超過一百人，很難有所作為。陳翠蓮認為，二二八時台灣的中共黨員至多不過一百人，影響力有限。真正在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只有台北的學生部隊起義，但最後計畫胎死腹中；真正參與事件的謝雪紅一派，未受蔡孝乾的指揮，且受到仕紳階級的抵制；蘇新等人雖能影響王添，但當時皆不能算是中共，因此國民黨將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咎中共，顯然是搪塞卸責。

但他們都僅著眼於「黨員」，而忽略了左翼「群眾」。而且可以看出，有點利用白馬非馬的論述，強調二二八事件與共產黨關係密切，但都是台共，極力撇清與大陸的關係。某種程度上，若承認二二八與中共關係密切，擔心會賦予國民黨的鎮壓有一定正當性。

左翼林書揚的看法，與幾位學者明顯不同。他認為台灣昔日左翼勢力強大，光是台共側翼的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紅色總工會、台灣工友會等，成員就有5萬人，加上外圍組織也有約5萬人，能動員10萬群眾。若不是二二八事件倉促爆發，導致左翼力量在沒有充分部署的情況下提前發動，讓國民黨在事後提高警覺，開始全面追蹤而發動白色恐怖，台灣的左翼發展絕不僅僅如此。

台灣左翼人士當年在日本政府的強力鎮壓下，仍為了本地的文化、政治及經濟利益而奮起抵抗；國民政府統治台灣初期，各種貪污腐敗、施政錯誤，左翼群眾不惜投入反對暴政的行列當中，比起當時見風使舵、觀望局勢的騎牆派勝過許多。但也由於始終站在反抗的第一線，遭遇了最多的壓迫與傷害，實在是歷史的悲劇。

世間難有絕對的正義，以今非古也不符合學術精神，「轉型正義」不應變成勝利者對失敗方的清算鬥爭，甚至異端審判。期盼該事件留給台灣的，是對人權與和平的信念及嚮往，而非無盡的仇恨與族群撕裂的對立。

(作者係漢江師院校聘台籍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