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是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其形成過程源遠流長，有歷史因緣、地理因緣、人文因緣等。雖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夏商周以來的4100年歷史中，大一統的時間占七成以上，是常態、正常；短暫的分裂（秦之前的春秋戰國520年，秦之後三國南北朝311年與五代十國宋金西夏372年）是變態、異常，這樣的分裂狀態其實是為統一做準備的。

依此民族性格看兩岸未來，其選項只有統一，不論方式是和平還是武力，沒有任何大陸領導人敢於放手讓台灣獨立，而去承擔千秋罵名：歷史的罪人、民族的敗類。

歷史上對於促成國家大一統的人物，率皆被歸類為民族英雄，如秦皇、漢武、成吉思汗、康熙。就連致力於大一統而功敗垂成、未竟其功者也是英雄，如岳飛、狄青、祖逖、范仲淹。相反地，導致國土分裂者率皆被視為民族敗類，國人不齒，遺臭萬年，就連鄉民、家族都不能原諒，遠如蔡京、秦檜，他們分別葬送了北宋與南宋，秦檜的跪相一直在西湖邊供人唾罵。近如李鴻章，簽訂了馬關條約割讓台灣予日本，成為辛亥革命的主要討伐對象，就連主要隨員馬相伯（之後棄政辦學而成為復旦大學、輔仁大學的創辦人）也遭到池魚之殃，其母過世前，也始終不願見他一面，作為最沉痛的譴責，成為他個人畢生的遺憾與創傷，也成為歷史的一個鏡頭。同樣一個歷史印記是。陸游臨終時所留下的噲嘆：「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

大一統的民族性格，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記載很多，形塑成為根深柢固的文化。《孟子梁惠王》梁惠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回答：「定於一。」國家之所以安定於一統，有天候、地理、民族、歷史、生產、運輸等需要。分裂的諸小國，無論應對天災、互通有無、化解怨仇、抵禦外敵，均有難以克服的困難。

至漢朝董仲舒，反覆強調大一統思想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明確提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漢朝體現「大一統」的強大力量，享國400餘年，歷經文景之治、漢武盛世、光武中興，與同時期歐洲的羅馬帝國，並列為當時世界上先進的文明及強大帝國。

「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漢朝之威彪炳史冊，華夏族自漢朝以後逐漸稱為漢族，也陸續融合了周邊民族。動亂分裂的時候，「人心思漢」，勾結外力分裂國土者，視為「漢奸」，而且「漢賊不兩立」。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格爾次(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釋》說：「文化不僅是服飾習俗、生活的形態與傳統，它更是思考方式、計畫策略等無形的規範。文化直接影響思想形態，使你在事件發生時，根本不會想可不可以那樣做，而是本能的反應。它是無形的控制，你以為你在執行你的自由意志，其實它是千百年文化加諸你身上的規範。」

洪蘭教授進一步詮釋，「讀書人的風骨，是知識分子的良知，是根植於內心的修養，是無需提醒的自覺。有文化的人不會『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他會處處為別人著想，不會己所不欲而施於人。文化是在讀聖賢書後所啟發的良知，這是為什麼『士大夫無恥是為國恥』」。決定社會成敗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

由大一統根深柢固的文化形塑出來的民族性格，對於兩岸未來的統一，就是14億人民「根本不會去想可不可以那樣做，而是本能的去反應」，就是這個無形的規範，沒有其他選項。

中國的歷代版圖忽大忽小，在幾千年前，連福建、四川都不是中國的，福建只有土著。如果強調台灣古時候不是中國的，表示台灣可以獨立，這是一種錯誤的心理暗示，能不能夠獨立靠的是武力，而不是靠講道理。美國從英國獨立出來，前前後後戰爭打了多少年，不打仗能夠獨立嗎？不衡量自己的能力，想要獨立，只有帶來生命財產的災難。

回頭看一看美國跟俄羅斯，加州要獨立，會不會打仗？中亞小國沒有出海口，想要脫離俄羅斯獨立，會不會餓死？至於用一些錯誤的歷史觀，暗示台灣人應該拋棄中華文化，不必講禮義廉恥，那更是愚蠢，不知道文明的進步需要有人文基礎，講行銷、創新，也要有故事，把長期累積的中華文化基礎消滅了，沒有歷史文化，怎麼會有動人的故事？

中國之外，歐、非小國林立是常態，但也逐漸向大一統轉向，眼看烏克蘭就要滅國而併入周邊國家了，以色列也岌岌可危。歐盟在建立歐洲聯軍之後，繼貨幣的統一、軍事的統一後，財政的統一與政治的統一就會水到渠成。當今天下雖舉世滔滔，亂象不斷，想要獨立的地區所在多有，如英國的蘇格蘭、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甚至美國的德州，但成功者鮮少。兩岸的未來更是如此！

(作者係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財金系教授、前行政院主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