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台灣出現一份批判性的刊物，從第三世界的視野審視長期被籠罩在反共思維下的台灣。主編《夏潮》的蘇慶黎和主持紐約《台灣與世界》雜誌的作者，兩人有著兩對父女的故事，兩代人的台灣歷史。

一

我跟慶黎的交往並不深，在她生前我們在台灣或美國只見過幾次面，但我總覺得自己跟慶黎有種特別的連繫，也許因為我們是同時代的人，身上都帶有些許那個時代的陰影。

慶黎出生在二戰結束後的第二年，她因而有一個樂觀進取的名字。慶黎的父親蘇新是日據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創始黨員之一，在殖民統治者的牢獄裡渡過大半青春歲月，隨著日本戰敗台灣回歸祖國，中年晚婚喜獲一女，慶黎的名字正是他當時的心情寫照。比她早一年，在戰爭結束之前幾個月來到這世界的我，有一個相對消極，甚至有一點宿命，但又潛藏著無限期待的名字，源自老子道德經「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這反應的是我父親（葉榮鐘）當時生活在軍國主義籠罩下的心境。這是我們上一輩承受台灣命運重大轉折之衝擊，而留在我們身上的烙印。

歡慶黎明的樂觀是短暫的，一枝鐵筆活躍於光復初期新聞界的蘇新，在228事件之後亡命天涯，隨著白色恐怖年代的蒞臨更不得歸鄉，後來落腳北京，一家人分隔兩岸從生離直到死別，再沒有團圓的日子。我的父親雖然從此落寞一生，終能夠在晚年振奮完成述史之志。

然而，接下來38年的戒嚴時期，在我們的生命中就絕然不只是一個歷史名詞。報紙上頻頻報導匪諜與叛亂的案件，那些被判刑、被槍斃或是自新的，我們或許一無所知，或許略知一二，但他們肯定是某一些人們的親人、朋友、鄰居、同事、老師或學生。白色恐怖這個抽象名詞在我們的童年並不流行。有時大人們突然壓低了嗓門或是中斷、轉換話題，任由模糊與曖昧浮游在空氣中，有時他們痛罵國民黨和蔣介石，或是不勝唏噓地懷念那些不在人世、失蹤、放逐他鄉或是遠在綠島的老朋友。但更多時候他們沉默鬱抑。而我們就在這樣一種不確定的氣氛中長大。

長大了的慶黎瞭解了自己的父親，那個無法與她和母親團聚的父親，也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在親美反共的政權底下，在人們噤若寒蟬的戒嚴時代，她辦了一份刊物，從左眼的視野，追溯到30年代世界思潮下的台灣史與文學，她將知識與理論落實到草根的現實社會和對弱勢族群的關懷。長大的我則來不及追問自己是誰，已經離家遠行。我披掛著反共親美與傳統封建養成的思考模式，落腳到一個陌生的國度，等待我的當然不是美麗新世界。在那跌跌撞撞、徬徨、摸索的歲月，慶黎所主編的《夏潮》影響我及許多同時代的人，鼓起勇氣去追問一種更為開闊、寬容而有反省、批判的人生觀與世界觀。

二

1978年11月初我返台奔父喪，與慶黎的初次見面也是在這段時間。慶黎早在接掌《夏潮》之初，曾偕李南衡拜訪父親（葉榮鐘）邀稿。完成《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之後，父親在黨外刊物寫了一系列的抗日台灣人物群像，但《台灣政論》等均壽命短暫，沒辦幾期就被查禁。《夏潮》出刊的時期，父親的健康已經大不如前，終究沒有為《夏潮》寫過文章。他辭世後，慶黎選了兩篇他早年發表在「南音」的反戰舊文，刊登在《夏潮》1979年的元月號。不料，這竟是夏潮的最後一期。

1978年12月16日，美國宣布與中共正式建交，台灣的政治局勢頓時緊張起來，一場熱鬧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也驟然中途停辦。跟慶黎見面的那天早晨，我在北上的火車上，已經從報紙上讀到黨外元老余登發被逮捕的消息，來到夏潮雜誌社，我更感覺到一股肅殺而不安的氣氛，幾個年輕人在他們的座位上低頭安靜地工作。我在慶黎辦公室裡一把破舊的藤椅坐下來，她壓低了嗓門跟我說話，我們邊吃便當邊聊，兩人都有點心不在焉。時間似乎過得特別慢，慢得有點令我發慌，慶黎點起煙來，一根接著一根，空氣越來越沉悶了。突然桌上的電話大響起來，那一頭是陳鼓應從高雄橋頭打來的。掛上電話，慶黎立即站到椅子上，興奮地大聲宣布：「我們終於做到了！我們在高雄橋頭走上街頭遊行，抗議國民黨非法逮捕余登發。」

黃昏的時刻，我懷著一股難以按耐的興奮離開慶黎的辦公室，一部吉普車停在巷口，車裡面兩三張面孔還有一架照相機，都朝著夏潮的大門。幾天之後，我懷著不安的心情踏上旅途回到美國。不久我就從美國的華文報上得知，國民黨當局查禁《夏潮》，勒令停刊，情治人員並進入辦公室搶走雜誌。接下來的一年，黨外民主運動節節升高，到了年底終於爆發「美麗島事件」，國民黨當局全面鎮壓進行大逮捕。我從報上讀到慶黎被連續審訊了六個晝夜，夏潮辦公室裡她那肩頭削瘦的背影，似乎就在我的眼前浮現。

三

1981年的夏天，我隻身出發到北京。我有一種搶救歷史的急迫感，想請蘇新口述日據下台灣共產黨運動史。而那年11月，蘇新就去世了。

盛夏的北京很悶熱，蘇新的健康很差。他不僅瘦弱還有嚴重的肺氣腫，說不上幾句話就需要休息，我只能隔一天或兩天跟他談一個早上。他早年胃潰瘍，手術切除了大半的胃，每餐只能吃個小饅頭、豆腐、魚、喝點粥。他的眼睛也不好，一眼已經失明。但他的精神很好，沉靜、堅定而且開朗。他一生坎坷沒有過舒適的日子，日據時代坐牢，國民黨時代逃亡，共產黨時代下放勞改，但他沒有一點怨氣。

於是，他就說著他的時代的人和事，他也要我說故鄉的事和人，說他的老朋友們─我認識的、不認識的。他最想要聽的，其實是慶黎和她的母親。當我滿懷歉意地告訴他，我其實從未見過慶黎的母親─蕭不纏，而且慶黎並不知道我有北京之行。

他神情平靜地清了一清喉嚨，自己慢慢地說起和蕭不纏女士的舊事，從結婚說到慶黎的出生，說到2.28事件之後一起逃亡，藏匿上海兩個月後不得不分手，慶黎和母親回到台灣，而他轉到香港，那是1947年的夏天。最後他說到，分離之後輾轉到了北京，因為幾次病倒動手術住院無人照料，慶黎的舅舅蕭來福極力促成再婚。他的聲音變得微微的抖動，我默默地聽著，不知道該如何接腔？這一幕歷史的悲劇應由誰來負責？

離開北京的時候，蘇新交給我一批手稿，要我將來交給慶黎，其中有一疊厚厚的是《閩南語研究》。他說過去在台灣日本人的監牢裡就有滿腦子台灣話的問題了，到大陸後因長期工作上的需要，又重新拾起研究，而在退休之後寫成的。這些手稿與蘇新口述的錄音帶我保存多年，一直到1986年慶黎和我在美國重逢時，才交給她。經過許多朋友的努力搜尋，慶黎終於能將她父親的文稿集結成《憤怒的台灣》、《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永遠的望鄉─蘇新文集補遺》，在解嚴後出版。而我根據蘇新的口述寫成的〈蘇新與日據下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二二八前後的蘇新〉及〈蘇新回憶錄〉也收入在《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   

四

最後一次與慶黎見面，是2003年2月在她花園新城的公寓。那時她已經生病了，看到她瘦得像根火柴，寬鬆的褲腰要用一條帶子紮起來，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但她依然熱情積極樂觀，興致勃勃地問各式各樣的問題，信心十足地談著她手邊進行中的幾個寫作計畫。

這是我和慶黎僅有的一次長談，我們談當年辦雜誌的甘苦經驗。我們也談到父親，一個是因有一個繼承自己志業的女兒而驕傲，卻無緣見面的蘇新。而另一個是自認一生壯志全盤盡輸，只剩下家這個最後的堡壘，卻又把長大的孩子們送出國放生的葉榮鐘。以及，我們那一種再也沒有機會與父親對話的遺憾。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