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黨政幹部的更替是循序漸進的，既有級別、年齡限制，又有政績要求，且用人導向隨時代需求有所變化，當前改革促進派、敢「講真話、道真情」者較具升遷機會。

 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培養幹部進入規範化道路，人才的世代交替也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法。由於長期處於執政地位，中共需要定期更新幹部以與社會發展保持同步，防止出現跟社會大眾相脫節的危險。主要作法：

一是年齡一票否決。鑒於文化大革命的教訓，鄧小平在1980年代主張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在適當年齡要從崗位上退下來，實行正常的退休制度。同時，為了配合領導幹部年輕化的要求，年齡成為影響黨政幹部能否升遷的關鍵性因素。按照大陸各級領導崗位級別劃分，絕大多數幹部都希望有機會在適當年齡獲取正處級或者正廳級職位，相對應的主要是縣級政府正職（縣長或縣委書記）和地級市政府正職（市長或市委書記），那麼通常需要分別在48歲（女性45歲）和55歲（女性52歲）獲得提拔，否則只能在任期屆滿後退居「二線」等待退休。

至於級別更高的省部級和國家級職位，只有極少數政治精英才有機會獲取，不僅因職位相對有限而造成激烈競爭，而且即便獲取職位也具有任期限制，往往要求在特定年齡離開實權部門，比如省部級副職幹部多在60歲以後被安排在人大、政協等「二線」作為退休前的過渡。正是將級別提拔與具體年齡直接掛鉤，黨政幹部才出現世代交替的有序推進，尤其為年輕幹部提供了上升的廣闊空間。然而，年齡設卡也容易滋生腐敗，尤其是一些幹部因升遷無望，在離開實權職位的前一、兩年大肆貪污，最終鋃鐺入獄。比如不少省部級副職幹部在59歲時容易出現不當行為，稱為「59歲現象」。

二是政績決定升遷。多年來，大陸對幹部考察的重要標準是能否在任期內推動經濟與社會發展，即GDP增長情況與升遷直接掛鉤。如果在任期內經濟發展迅速、成效明顯，就很可能被提拔予以重用；相反的，如果在任期內經濟成績平平，那麼除非上級有人關照，否則很可能原地踏步。此外，如果任期內出現重大責任事故，那麼被免職或者引咎辭職的可能性極大。

正是在GDP決定一切的影響下，大陸各級幹部竭盡所能地招商引資，將「上專案」作為經濟增長的標誌。然而，不少幹部為升遷需要熱衷於製造「看得見且週期短」的政績，比如拓寬城市馬路、建設城市新區、修建豪華辦公設施等等。不可否認，一些專案純屬「面子工程」，對經濟發展並無實際益處，反而造成部分城市新區淪為「鬼城」、地方污染嚴重等現象。隨著近幾年大陸經濟成長放緩，GDP增長不再是幹部升遷的重要指標，而是同時關注綠色環保、經濟社會轉型等領域的進展情況。譬如：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大陸將「精準扶貧」作為考察黨政幹部能力高低與貢獻大小的重要指標，這將會推動形成評價體系更加科學的政績觀。

三是用人導向多變。1980年代鄧小平為解決「老人政治」問題，提出「四化」的要求，尤為重視將年輕幹部盡早選拔出來，比如胡錦濤、溫家寶等都是在這個時期被選拔進入黨政幹部隊伍的。在1990年代後期，江澤民要求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幹部隊伍，使得學歷成為考察幹部素質高低的重要標準。為了獲取升遷機會，相當多幹部以在職攻讀方式取得碩士、博士學位，這催生了「買文憑」、「假學歷」與「官員博士滿天飛」等不良現象。

進入21世紀後，胡錦濤時期強調要培養「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幹部，這意味在具備專業知識的前提下，更要考察幹部的操守和道德修養。由於這一時期大陸經濟高速發展，不少黨政幹部在提拔時的輿論測評較好，但在掌權中放鬆了自我修養建設，往往經受不住誘惑而走上貪腐道路。這一狀況也再次證明了品德修養對幹部而言相當重要，但卻難以進行衡量和把握，這也就不難理解一些幹部在公開場合堅決反對任何腐敗行為，暗地裡卻無所顧忌地大肆收受他人好處。

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強力反腐的過程中，加速推動各項改革，並逐漸在實踐過程形成新的用人標準。具體而言，為配合經濟社會轉型，中共有意重用改革促進派、敢於「講真話、道實情」或者有老少邊窮地區任職經歷的三類幹部，這意味著敢於擔當才可能具有升遷機會。

總之，大陸黨政幹部的代際更替具有循序漸進的特徵，不僅需要滿足特定級別的年齡限制，還要具有相對突出的政績才能獲得正常升遷。至於能否被重用，除了符合特定時期的用人導向外，其本人積累的廣泛人脈或其他資源往往成為躍升的關鍵所在。

（作者係天津師範大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