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兩岸經濟合作行之有年，不過大多停留在投資貿易驅動層面，現可利用「一帶一路」與大陸攜手輸出過剩產能，實現技術驅動型增長，打造高端品牌，互利共贏。

當前，中國大陸經濟進入新一輪轉型期，支撐改革開放30年來高速增長的增長動力逐漸衰弱，經濟亟需尋找新的增長點。此時，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9月和10月訪問哈薩克斯坦和印尼期間，分別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共同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各界將之簡稱為「一帶一路」戰略，以化解當前中國大陸經濟的主要矛盾與發展困境。

可化解大陸經濟矛盾

1.「一帶一路」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口。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近年發展經濟學領域的重要研究議題之一。該概念於2006年世界銀行的《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被首次提出，描述的是快速增長經濟體運行至中等收入階段後，經濟增長陷入停滯，無法繼續實現向高收入階段攀升的現象。根據世界銀行2015年的最新標準，2010年中國人均(GNI)首次突破4,125美元，進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中國經濟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如何跨越等問題逐漸受到重視。

對此，筆者認為中等收入陷阱的產生可以歸納為兩個矛盾：一是自身增長動力轉變的需求與新增長點尚未形成的矛盾；二是資源稟賦的轉變與國際競爭力削弱的矛盾。而化解這兩個矛盾必須「果斷摒棄之前取得輝煌成就的老政策」(World Bank, 2008)，改變原有發展模式，形成具有創新性的經濟增長新動力。而「一帶一路」正是化解這一矛盾的突破口。

實施「一帶一路」會轉變大陸以往依靠過剩勞動力、世界工廠式的粗放型增長方式，逐步形成以技術為核心的集約型增長方式；在海外市場中，將逐步改變大陸以低廉勞動密集型產品為特徵，力爭在高端製造業及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形成新的國際競爭優勢，帶動大陸經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2.「一帶一路」是經濟新常態下的新引擎。

大陸經濟正在進入新常態。這意味著在未來大陸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將實現三個重要轉變。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三是經濟增長動力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然而，要順利實現這一轉變並非易事，而「一帶一路」會極大地幫助中國經濟形成並適應新常態。因為「一帶一路」的執行會形成大量的基礎建設投資，成為大陸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之一；隨著「一帶一路」的基礎建設投資，將帶動新一輪相關產業的市場需求，活化大陸經濟；此外，「一帶一路」在落實與發展的過程中，亦有助於大陸轉移部分成熟產業、發展可主導未來的新興產業，實現中國產業升級與轉型的需求。

3.「一帶一路」是助力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戰略。

為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順應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中國政府提出供給側改革的發展方針，作為未來大陸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供給側改革旨在摒棄以前僅注重三駕馬車的需求側改革，強調從經濟增長的供給層面改革以推動大陸經濟改革，具體內容包括(一)注重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形成以全要素生產率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   (二)調控經濟與產業結構，讓資源從產能過剩產業流動到有高需求的新興產業去，進而扭轉供給與需求在結構上有效供給不足的窘境；(三)改變傳統產業產能過剩問題，「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杆、降成本、補短板」構成當前供給側改革的重點任務，其中包括處置僵屍企業、化解房地產庫存、防控金融風險、降低企業成本和補充供給短板等。

「一帶一路」將能有效助力大陸供給側改革的實現。首先，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要借助「一帶一路」加強與發達經濟體的共同開發、合作，不斷提升自身的生產力，形成全要素生產力對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機制；其次，「一帶一路」為大陸輸出過剩產能提供了極好的條件，加上亞洲投資銀行的配合，有助於大陸實現過剩產業產能的釋放。最後，隨著過剩產能的輸出，有效地改變並提升大陸的產業結構，可以集中資本、勞動力、人力等因素，大力發展高端製造業及服務業，實現與不斷攀升的需求結構相匹配。

4.「一帶一路」是大陸構建對外開放的新局面。

經過30年的發展，大陸對外經濟形勢出現重大轉變，過往「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模式已經不適應當前大陸經濟的發展，高水準「引進來」和大規模「走出去」共同發展，出現市場、資源能源、投資「三頭」對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

據統計，「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兆美元，分別約占全球的63%和29%，是世界上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帶。國內外專家普遍認為，「一帶一路」會促進中西部地區和沿邊地區對外開放，推動東部沿海地區開放型經濟率先轉型升級，進而形成海陸統籌、東西互濟、面向全球的開放新格局。

兩岸經濟合作存在問題

1.經濟整合有提升但程度不高。

南開大學台灣經濟研究所長期追蹤測度兩岸經濟合作整合情況，並試圖從貿易、投資、金融、人員流動等多個層面構建兩岸經濟整合指標，期望對兩岸經濟整合情況做到較為科學的調研與跟蹤。經前期研究發現，自1990年代以來，儘管兩岸經濟合作熱絡展開，但依然處於起步階段。特別是與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相比，兩岸經濟一體化在貿易、投資、人口流動等多個層面都具有較大的差距；2008年以來，隨著兩岸制度性交流的逐漸頻繁，兩岸經濟整合指標有所上升，但與成熟的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相比，依然存在提升空間。因此，當前兩岸經濟交流雖然打破了一些壁壘，但從各要素流動的角度來看，依然不夠活絡，需要全面的促進提升。

2.經濟交流對彼此經濟增長僅停留在投資貿易驅動層面。

經濟增長理論一直對經濟合作與整合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存在爭議，其分歧主要集中在對經濟的增長效應是否具有長期增長效應和短期水準效應，或是兩者兼而有之。內生增長理論認為一體化對經濟的增長效應既有短期水準效應，又有長期的增長效應；而傳統的新古典增長理論則認為一體化對經濟的增長效應只具備短期的水準效應。

1990年代以來兩岸經濟合作對台灣經濟增長具有短期水準效應，而對大陸經濟增長的短期、長期效應卻均不顯著。這表明兩岸合作並沒有形成一個互利共贏的有效機制，亟需在合作機制上突破。此外，學界認為經濟合作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管道有多種方式，其中較為主流的觀點認為，區域經濟整合通過投資貿易驅動與技術驅動形成對區域中各經濟體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當前兩岸經濟合作與整合對彼此的經濟增長效應主要停留在投資貿易驅動層面，而技術驅動作用微弱，這也是未來調整的重要方向之一。

3.兩岸共同對外的合作較少，合作方式過於傳統。

1990年代以來至今，兩岸的產業合作基本上是受台灣成本上升影響而形成的產業外移現象。因此，從合作模式來看，是將原有的台灣企業移植到大陸，利用大陸廉價的土地與勞動力，以保持該產業原有的國際競爭優勢，使其繼續在全球市場中行使低價策略。

隨著大陸經濟路易斯轉捩點的到來，不再具備原本的勞動力優勢，這也就意味著原本的合作模式不能繼續；如果想進一步深化兩岸經濟合作與往來，必須找到順應當前經濟發展階段的創新性合作模式，「一帶一路」為兩岸未來深化經濟合作指明了方向。

創造兩岸經濟合作新模式

台灣自古以來就屬於「海上絲綢之路」的一部分，其經濟與大陸經濟的聯繫日益密切，台灣參與「一帶一路」將是必然的選擇。為了更好地享受到「一帶一路」帶來的政策紅利，必須調整好兩岸經濟合作的模式與手段。

1.兩岸攜手「走出去」，輸出過剩產能。

要實現經濟與產業轉型升級，就必須輸出內部的過剩產能，這是兩岸面臨的共同問題。過往兩岸合作的主戰場主要集中在大陸內部，在新的形勢下，兩岸應該攜手轉移主戰場，至「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與地區。這些國家與地區往往經濟不是很發達，特別需要基礎設施與一般製造業的建設與扶持，而台灣在基礎設施完備程度、金融市場完備程度、產能結構、資本、技術標準、裝備製造、研發能力、管理能力、人才儲備等方面都具有絕對的優勢；更特別地，台灣具有產業外移的成功經驗，以此加入到「一帶一路」，共同實現「走出去」的戰略，一方面能順利輸出過剩產能，另一方面也將成為兩岸未來共同的新經濟增長點。

2.兩岸經濟合作需要轉型升級，實現技術驅動型增長效應。

兩岸發展差異度降低、經濟協同性提升、經濟結構收斂，意味著兩岸經濟關係的互補性逐漸讓位於競合性。以此為前提，需要轉變兩岸經濟合作思路、創新合作方式、提升兩岸經濟合作的政策協調。

對此，兩岸經濟合作必須實現對大陸及台灣經濟的正向顯著增長效應；而筆者認為，最為重要的是要實現由投資貿易驅動增長效應，向技術驅動增長效應的轉變，而「一帶一路」正是能夠為該轉變創造豐腴的土壤，讓兩岸在合作的過程中，能夠加強並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最終通過兩岸經濟合作幫助大陸與台灣經濟的轉型升級。

3.以兩岸合作緩解大陸供需結構性失衡。

經前文分析，大陸經濟發展的另一大主要矛盾是內部供需存在嚴重的結構性失衡，導致大陸遊客在海外瘋狂血拼。在產業結構上表現為高端製造業的嚴重不足。這裡的高端製造業不僅是指設備、高科技含量較高的資本品，也包括一些精細化的日常消費品。相信如果兩岸能夠通過精細化合作生產出符合大陸民眾需求的高端消費品，未來也可通過「一帶一路」發展至沿線的發展中國家，改變當前兩岸產品無名牌的現況。

綜上所述，「一帶一路」符合當前大陸經濟發展形勢，能夠有效應對大陸經濟發展新常態，能夠協助大陸經濟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此基礎上，原本的兩岸經濟合作模式顯然不能夠適應大陸新經濟發展形勢。為此，我們認為，要深化兩岸經濟合作，必須實現兩岸經濟合作方式的轉型升級，而「一帶一路」為此創造了難得的機遇與契機。兩岸可以共同實施「走出去」的戰略，輸送過剩產能；深化合作內容，共同形成技術驅動型的經濟合作增長效應；應對大陸供需結構性失衡、並結合「一帶一路」，打造兩岸共同高端品牌，實現兩岸經濟發展的互利共贏。

（前者係南開大學台灣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後者系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