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不僅是終結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開啟中國近現代化之路的先行者、民族英雄，他還對湖北武漢慧眼識珠、情有獨鍾，是大武漢的規劃師和代言人。

孫中山先生兩次到武漢

第一次是1894年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第8章《有志竟成》自述，當年夏秋間，他偕陸皓東赴天津上書李鴻章，「北遊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南歸途中曾「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上李鴻章書》洋洋灑灑8,000多字，其中不乏「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是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這樣的先進思想和改革主張，上書石沉大海後，孫中山知道參政議政走不通，就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第二次是1912年4月1日，辭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應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的邀請，到武漢進行為期4天的訪問。當時全國多地邀孫先生訪問，但因武漢是辛亥首義之地，他選擇武漢作為行程首站。孫中山通過胡漢民，講了首訪武漢的三大原因：憑弔烈士、慰問市民、恢復重建。4月9日上午，孫先生一行乘「聯鯨」等軍艦抵達漢口，長江兩岸旌旗飄揚，江上的船艦汽笛齊鳴，三鎮民眾人人都想爭睹偉人的風采，中山先生站在舵房高處向岸上的人群揮手致意。換裕川號輪渡過江，抵達武昌漢陽門上岸後，乘馬車（鐵輪子人力車）經民主路、司門口、解放路一段、彭劉楊路到位於閱馬場的都督府，武昌城內萬人空巷，市民夾道歡迎。都督府門口交叉掛著兩面九角十八星旗，迎候已久的黎元洪親自上前拉開車門，扶孫中山下車，攜手入內。晚餐在都督府，晚上住胭脂路同盟會湖北辦事處。

10日上午，孫中山巡視了楚望台、憑弔了三烈士就義處，在都督府接見了管帶(從四品)以上軍官300多人。下午登蛇山、遊抱冰堂一帶，從南樓下山、直抵閱馬場，給武漢人民群眾演講。之後視察了文昌門外麻布四局，從漢陽門上奧略樓、抱膝亭、呂祖閣、觀鵝字碑等。

11日上午，先接見了李四光、牟鴻鈞等湖北黨人，坐輪渡過江先到漢陽參觀漢陽兵工廠、中午到漢口，經江漢路、中山大道、到上海路口的熙泰倉茶棧，在武漢各界代表歡迎大會上演講。12日上午，出席在武昌湖南會館舉行的同盟會湖北支部歡迎大會，給2,000多參會者演講。4月12日下午，孫中山離漢返滬前，向武漢各界及報界表示謝意。

孫中山在武漢一系列演講和《建國方略》中的《實業計畫》，都認為武漢應該成為「溝通大洋計畫之頂水點」、「中國本部鐵路系統之中心」，主張「為武漢將來立計畫，必須定一規模，略如紐約、倫敦之大」，提出「務使首義之區變為模範之市」，大武漢是中山先生最先提出的。早在1887年孫中山就主張建都武漢，「於漢水口一橋或隧道聯絡武昌、漢口、漢陽三城為一市」，1912年在武漢期間，他也曾流露出遷都武昌的主張，他說道：「樞軸總攬水陸交通，西連巴蜀滇黔，北控秦晉伊洛，武昌真是天下根本重地…」

孫中山先生與武昌首義

武昌首義當天孫中山先生在哪裡？素有「文物挖掘機」之稱的美國華人收藏協會秘書長、旅美作家招思虹，2011年10月紀念辛亥革命百年時，在《參考消息》上發表《武昌起義當日孫中山在幹什麼？》文章，解答了這個疑問。

2010年12月招思虹前往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布朗宮酒店尋訪，在那裡，她找到了中山先生1911年10月10日入住該酒店的簽名登記簿。她還在丹佛圖書館查到10月14日的《丹佛日報》，在孫中山頭像偏左位置刊登著由致公總堂發布支持孫中山為革命籌款的中文廣告，右邊標題為「著名的革命領導人呼籲當地同胞捐款」的英文消息。下方的一行小字用英文寫著：「如果反叛者成功，孫中山很可能成為中國首任總統」。這些資料都證明，武昌起義時，孫中山是在美國為革命籌募經費。

在武昌首義前，孫中山就收到黃興從香港發來的密電：「因大件行李先運送至丹佛，而密電碼本則置於其中，故途中無由譯之」。10天後的10月11日，孫中山到了丹佛市才譯出黃興的電文是：「居正從武漢到廣州，報告武昌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孫中山早年在海外的革命活動，除了建立革命組織，主要就是兩件事：一是宣傳、二是籌款。

第二天中午，孫中山看到報紙消息：「武昌為革命黨占領」，他喜出望外。孫中山分析：在這關鍵時刻，西方列強對新政權的態度極為重要，所以外交活動是「可以舉足輕重，為我成敗存亡所繫者」，遂決定立即啟程，奔走美、法、英諸國，開展廣泛的外交、籌款活動，希望得到各國對中國革命黨的認可和支持。但他的計畫落了空。同年11月24日，孫中山決定乘船從法國馬賽歸國。雖然借錢的目標並沒有實現，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達到列強不干涉革命行動、在外交上孤立清政府的政治目的。12月25日，經過一個月的海上航行，孫中山抵達上海一上岸，眾記者就問他：「您這次帶了多少錢來？」孫回答說：「予不名一文也，所帶者革命之精神耳！」

有人因此說武昌首義與孫中山無關，無疑是偏頗和荒謬的。從微觀上看，武昌首義的成功有賴於張之洞的種豆得瓜，和兩湖革命黨的「抬營主義」。張之洞督鄂20年，他興實業為武昌首義準備了錢糧、辦教育為武昌首義準備了人才、搞軍工為武昌首義準備了武器、練新軍武昌首義準備了軍隊…，他默默地為武昌首義創造和準備了條件，所以孫中山稱他為「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

兩湖革命黨人則從1903年花園山聚會總結，孫中山領導的一系列留學生及會黨邊疆起義不成功的教訓，開始提出「抬營主義」，讓革命黨人大量參加湖北新軍，打入湖北新軍內部，打進去，拉出來，把湖北新軍從反革命的一邊抬到革命的一邊來，深耕細植8年，終於一舉成功。

但從宏觀上來看，中山先生雖未親自指揮武昌首義，但他和同盟會為首義成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武昌首義的湖北革命團體共進會的領導人孫武，是以孫文兄弟的名義為號召；聯合發動武昌首義的湖北兩大革命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與同盟會有著深厚的關係和密切聯繫。共進會以湖北人為主，主要領導人為孫武、劉公等，文學社以湖南人為主，主要領導人蔣翊武、劉複基等都是同盟會員。同盟會主要領導人黃興、宋教仁、譚人鳳等在起義中各展所長，為武昌首義做出重要貢獻。孫中山曾高風亮節地說「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居」。

「武昌首義」的提法也是由孫中山首提的，1912年1月1日孫中山發布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說：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武漢一方呼應，四面八方支援，武漢從此被稱為「首義之城」。1914年，在東京中華革命黨成立期間，孫中山在一次會上指著熊秉坤向同志介紹說：「這就是武昌起義開第一槍的熊秉坤同志啊！」後在《孫文學說》，又稱「熊秉坤首先開槍發難」。

孫中山先生與黃埔北伐

孫中山曾感慨地說：中國革命歷年來的失敗，就是由於我們的革命只有革命黨的奮鬥，沒有革命軍的奮鬥，他總結經驗教訓，深感必須創辦一所屬於自己的軍校，培養自己的軍事人才，打造一支致力於革命救國的武裝力量。黃埔軍校是孫中山親自領導，在蘇聯和中共的幫助下建校的，它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產物。它不同時期在大陸不同地方，先後創辦了廣州、武漢、南京、成都等4所本校、17所分校。

1924-1949年間共開辦過23期，培養學生26萬餘人，其中1-6期為國共合辦。據不完全統計，黃埔師生在國民黨軍隊中，少將有225人、中將159人、上將58人；中共軍隊1955年授銜，元帥5人、大將3人、上將8人、中將9人、少將11人，其他轉地方工作，夠資格但未授軍銜的黃埔師生還有53人。

1924年6月16日，在黃埔軍校成立時，孫中山親自批准將一幅對聯貼在軍校大門上：「升官發財請往他處，貪生怕死勿入斯門」，橫批：「革命者來」。孫中山為黃埔軍校的創辦傾注了大量心血，也寄託了莫大的希望，從1924年6月至11月，孫中山前後五次臨校視察。11月13日，孫中山應馮玉祥之邀，準備北上共商國事前來到學校，對學生們說：「本校學生能忍苦耐勞努力奮鬥，必能繼續我之生命，實現目標，今我可死矣。」

一語成讖。孫中山到北京入住北京飯店，很快病情復發，積勞成疾，於1925年3月12日與世長辭。他在彌留之際給愛妻、同志、蘇聯寫了三份遺囑，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和平、奮鬥、救中國」的總理遺囑，繼續北伐和定都武漢也都成了孫中山的遺願。

1926年7月9日，國共合作於廣州誓師北伐，以黃埔師生為基本骨幹的北伐軍，以十餘萬人的部隊，面對同屬直系實力各有20多萬的吳、孫，加上奉系張作霖35萬，以及各擁兵數萬的直魯張宗昌、滇系唐繼堯等大小草頭王達百萬之眾。在工農群眾的支持下，北伐軍兵分兩路，一路主攻湖南、湖北，轉戰江西，攻下長沙、武漢、南昌；另一路沿福建、浙江，攻下南京、上海，北伐軍打到長江流域，完成了第一階段北伐。

1926年10月10日，北伐軍光復武漢，國民革命的浪潮從珠江流域席捲到長江流域。為迎接革命大發展，滿足政治、軍事人才的需要，國民黨中央黨部決定在武漢武昌設立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武漢分校規模之宏大不亞於黃埔主校，有男女學生及入伍生6000餘人，實為中國腹部武裝革命勢力之大本營」。1927年3月22日，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遷至武漢後，決定將武漢分校正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並將武漢分校由校長制改為委員制，由惲代英和譚延闓、鄧演達三人為常務委員，中共黨員、湖北人惲代英任軍校政治總教官，實際主持校務工作，成為之後中共建軍三大武裝起義的主力和骨幹，武漢黃埔軍校也成為中共軍事幹部的搖籃。

1927年1月1日，國民黨中央臨時聯席會議宣布，國民政府在武漢漢口開始辦公。武昌、漢口、漢陽三鎮合併為京兆區，從武昌名字中選取個武字，從漢口、漢陽名字中取個漢字，定名武漢，作為臨時首都。今年是大武漢建市97周年，武漢三鎮各自的歷史很悠久，三鎮合一的共同歷史很年輕。孫中山創辦的黃埔軍校遷到武漢，國民政府也定都武漢，這些都實現了孫中山的遺願！

(作者係湖北省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