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長沙嶽麓書院大門楹聯；「惟楚有才，於斯為盛」始懸於清嘉慶。「楚」的地理概念擴大至湖南大概是唐朝以後的事。徐復觀係湖北黃岡浠水人氏，這位湖北楚才是20世紀後半，活躍於台港兩地的一位學術奇人。

徐復觀1903年生於湖北省浠水縣徐場鳳形灣。12歲進入縣城高等學堂，旋入省立第一師範，1926年入湖北省國學館，1928年東渡日本留學，不久考入陸軍士官學校，涉獵政治、經濟、哲學諸書，視野大開。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徐因秘密從事抗日活動被遣送回國。先後在國民黨政府軍隊任團長、軍參謀長、師管區司令。1937年七七事變後，參與指揮湖北陽新半壁山、山西娘子關等戰鬥。1943年受命任駐延安高級聯絡、參謀，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有所交往。6個月後返回重慶，任蔣介石侍從室機要秘書，並被授予少將，是蔣介石14位核心幕僚之一。

台港推動儒學現代化研究

徐復觀1944年往勉仁書院，謁師熊十力，悟熊氏「亡國者，常先亡其文化」，乃潛心於中國文化典籍。到台灣後，從政治圈轉向學術界。1950年代起，他與唐君毅、牟宗三等海外學者，一起推動儒學現代化研究，被稱為第二代「新儒家」領軍人物。1949年他在香港創辦《民主評論》，成為1950-60年代台港地區現代新儒家的主要輿論陣地，致力於宣揚新儒家的學說。

1949年後，徐復觀在台港兩地從事教育與學術活動，先後任台灣省立農學院、東海大學、香港新亞研究所教授。他在研究學術之餘，也會批判台獨言論，是中華民族文化根基的執着守護者。1951年赴台中，任省立農學院教授。旋又應聘為東海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69年再至香港，應聘為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新亞研究所教授兼導師，並重理《民主評論》編務，又任《華僑日報》主筆。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嚮往祖國之情甚切。其寄友人吳仲介詩云：「浩劫荒荒事已過，喜聞重整好河山。衰年許下歸根願，約取秋來共看禾。」與故鄉老友通信，表示：「倘得政府允許，亦當埋骨灰於桑梓」。1980年秋擬回國探親訪友，因胃癌治療未能成行，但仍為夏威夷大學主辦的朱子討論會，作《朱程異同》論文5萬餘言。

1982年2月向蔣經國進言：「祖國統一的方法最好是和平談判；早談判比遲談判好，主動談比被動談好，自己去談比別人去談好。」同年4月，徐在台逝世，其骨灰1987年由親屬遵其遺囑移回故里安葬。

有學術良心的知識分子

徐復觀抗戰末期折服於國學大師熊十力教誨，俟勝利到來隨即棄武從文，改志向學，無奈不旋踵間倉皇辭廟去國。居台20年間，他未忘熊先生學術救國之囑，篤信五四德先生精神，埋首於浩瀚古籍，梳理章句，盼能從中發現些許蛛絲馬跡，以資證實中華傳統文化中曾經蘊含的古樸民主主義思想，可惜發掘結果僅止於民本與仁政。同為反共，但徐復觀與黨國高層那種毫無擔當及虛驕的風氣，完全格格不入。

徐復觀基於一己的學術與良心，痛切反省何以國民黨在大陸徹底失敗的歷史之問。由於太過認真，以致不見容於蔣氏政權，而乘桴浮渡香江。居港的徐復觀常感歎，中共坐擁大陸錦繡河山，五千年中華歷史文明，人文底蘊豐沛深厚，文化寶藏無窮無盡，建政後卻不知珍惜愛護，反以革命進步之名不遺餘力地破壞，令他感到無比痛心憂憤。他對台灣這塊在地理上、心理上始終處在中華文化的邊陲之地，禮樂不盛，教化不興，卻打起復興中華文化的旗幟，也迷惑不解。

回觀反思徐復觀的一生，因大時代變遷劇烈，幾度出入學術與政治之間，文字深處透露出的孤臣孽子心境，閱之心生戚戚。他的不幸始於年輕時以青春韶華相委，深切期許的那個一度叱吒風雲的政治團體，最後以徹底失敗告終。論者或許可以輕佻地以「誰叫他站錯隊」諷之，忽視了徐那幾代人的熱愛國家民族，熱愛中華文化的初心。

202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今人重溫百年歷史，前後映照，再次堅信共產黨對中國的偉大功勞，民富國強的程度史無前例。無需迴避的是，偉大成就背後隱藏的是曾經為之付出的高昂代價，影響至今。國家尚未完全統一，理論上近80年前那場驚天地、泣鬼神的內戰還未完全結束，民族和解尚未完成。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強調，對反動派不施仁政。政治人物如要成功，必須鍛煉出鋼鐵意志，態度決絕。知識分子不是政治人物，不該以政治人物的高標準來要求他們。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毫無疑問，文革在中國人心中留下了創傷，至今尚未完全撫平。幾十年後的今天，應可較為持平辯證地反思那段歷史。中國上古時代井田制度崩壞後，春秋時管仲子產等人開始探尋出路，重新編組社會勞動力，提高生產力。到秦漢時期發展出一套完整的編戶齊民與土地賦稅制度，統籌土地勞動力生產技術等等各項生產要素，取得最佳的結合，幫助最大化的提高生產力。在歐洲18世紀出現農業革命之前的2000年裡，封建中國農業總體與單位生產力，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國家整體實力，始終獨占世界鰲頭。此所以封建統治能在中國保持如此長久穩定，直到19世紀近代西方文明來勢洶洶，憑藉暴力才叩開國門。中共革命的任務，不僅止於推翻封建統治和土地制度，那無異於另一場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近代以降，改朝換代的農民革命不再是中國的出路，工業化是唯一正確的出路。建國後，經過一場又一場運動的磨難，維繫封建社會上層建築的地主/士大夫階層終於被連根拔起，徹底消滅。與那個階級關係密不可分的民族資產階級，也一併被收拾地乾乾淨淨。代價巨大毋庸諱言。惟此後的中國社會方得以重新組織起來，全力應對西方文明帶來的空前挑戰。短短30年時間，新中國以最快的速度跑完了春秋、戰國、秦漢600年制度轉型的全過程，期間每每令人捏把冷汗，到末了未出現車毀人亡的不幸結果，奠定了日後全面工業化的堅實基礎，值得額手稱慶。苟非如此，今天的中國恐怕早已大卸八塊，四分五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蓬勃向上的社會流動，規模空前，為近代人類之最，至今方興未艾。成億成億的鄉村人口流向城市，成億成億的農民翻身進入中產，構成現代社會的中堅。歐洲從中古封建向現代社會轉型，持續了好幾百年才完成，期間混亂痛苦綿延不斷。「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歷史辯證奇妙之處盡在於此。

中國的發展應可安慰徐心

徐復觀曾有過一段特殊經歷，使他不同於他的黨內同志。1943年，徐任國民政府觀察人員，派駐延安將近一年，期間曾與中共高層多有接觸，並與毛澤東有過數次會晤。通過近距離觀察，除復觀細心留意到共產黨在邊區的統治是民心所向的，確實有不少國民黨值得學習之處。不過，抗戰末期的國民政府已病入膏肓，根本聽不進他的建言。

文革結束後，大陸尚處於療傷止痛之際，徐復觀開始放下心中芥蒂，更為寬容、心平氣和地看待中國共產黨。他完全認同葉劍英對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呼籲，並想盡一己之力，推動恢復國共人員在香港的接觸。他更期待國民黨不再繼續當個局外人，在一旁冷言冷語地指指點點，他希望國民黨捐棄前嫌，再次與共產黨合作，為國家現代化和民族復興承擔起一己之責。

進入21世紀以來，國人思想上最大的變化莫過於重新擁抱中華傳統文化。中國共產黨從善如流，有意識地站在這股沛然莫禦的時代大浪潮上，引領國人踏上一個新征程，冀以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徐復觀若地下有知共產黨已判若兩人，想必會拋棄成見，盡釋前嫌，不再因當初那場內戰被趕出大陸，而始終耿耿於懷。也相信徐復觀若再生，必然會振臂高呼，竭盡全力，為促進民族和解，克服西方文明的挑戰，實現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的兩大復興而繼續奮鬥！

(作者係旅美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