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受矚目的是，隨著國民儲蓄增加，超額儲蓄急劇飆高。依據主計總處的資料統計顯示，超額儲蓄從2009年突破1兆元後逐年上升，尤其從2014年起迄今，每年皆超過2兆元，亦即過去10年以來，超額儲蓄積累達到20兆元以上。雖此現象意味著「台灣錢淹腳目」的榮景，但在反映閒置資金過多的背後，無法掩飾投資不足的困境，以及其可能衍生的社會隱憂。

超額儲蓄癥結在投資不足

在學理上，超額儲蓄的形成根源大致可以歸納為：貿易順差擴大、國外要素所得增加、國外經常移轉收支成長及投資不足等，其中最關鍵的癥結在於投資不足。檢視台灣投資毛額（包括民間投資、公共建設等）占國民所得毛額(GNP)之比率可以發現，從1980年代平均25.7%、1990年代26.6%、2000年代22.9%，逐年下降至最近十年僅有21.9%，不及南韓的30%、日本的24%，更遠不及中國大陸的40%以上。台灣最近兩年雖因晶圓產業設備更新投資略有回升，但比較昔日，仍有天壤之別，無疑說明整體產業投資不足，導致目前呈現數以兆計累積的超額儲蓄。

不過，我們更擔憂的是，超額儲蓄所包括的家庭儲蓄與企業儲蓄占比之消長。回顧1990年之前，家庭儲蓄占超額儲蓄的七成，雖之後家庭儲蓄金額有所成長，但其占比則是逐年下降，最近10年約占三成。在此同時，如果將儲蓄視為分配台灣經濟成長的果實，顯然近10年來企業取得的經濟成長果實大幅超過家庭。換言之，從家庭儲蓄占比的停滯，其實反映了近10年或近20年來，台灣受僱勞工的薪資所得確實沒有成長。

正視社會內部存在的隱憂

由於薪資所得是台灣大多數家庭的經濟來源，薪資所得不及物價漲幅的狀況反映出，家庭沒有閒錢可以儲蓄，甚至發生負債現象。也就是說，近年來台灣在超額儲蓄急劇飆高的背後，社會群體的貧富差距正在不斷擴大。這些或許可以從部分的統計數據發現端倪：

其一，家庭所得比差距創近七年最高。依據主計總處2020年8月14日所公布的2019年家庭收支調查資料顯示，其中前20%高所得家庭可支配所得是後20%的7.26倍，透過政府社福措施及賦稅調整之後，雖家庭所得比差距降至6.10倍，但仍創近七年最高；尤其吉尼係數升至0.339，更創近八年最高。這顯示台灣家庭所得差距逐漸擴大。

其二，家戶財富所得分配嚴重失衡。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曾經利用2017年財稅資料加以統計發現，家戶所得最富裕的1%享有全台11.29%的財富。尤其愈有錢的人，其薪資占財富所得比愈低，股利所得及土地增值等資本收益占比則是愈高；相對愈貧窮的人，其薪資所得占財富所得比愈高。此意味著台灣最近十幾年來財富所得分配正在惡化。

家庭債務接近「危險地帶」

其三，家庭債務比再創新高。2020年9月25日，德國安聯集團公布其對全球60個國家及地區的家庭資產和負債狀況調查顯示，2019年台灣家庭債務比（負債占GDP之比率），因房價不斷上漲帶動房貸餘額劇增而升至92.6%，逐漸接近高端債務的「危險地帶」。尤其，台灣類似日本，正面臨人口老化同時呈現人口成長衰退的隱憂，如果家庭負債比居高不下，未來一旦因人口減少，降低房屋市場需求，而造成房價大幅下跌，恐將衍生諸多社會問題。

其四，物價上漲速度抑制薪資成長的感受。依據主計總處所公布的2019年受僱勞工經常性薪資顯示，每月平均經常性薪資（包含本薪、按月給付固定津貼及獎金）為41,883元，年增2.26 %。雖年增率持續兩年成長超過2%，但由於國際原物料價格上揚，帶動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使得每月實質薪資平均不及2001年的水準，甚至被迫陷入貧窮，已成為許多受薪階級家庭揮之不去的夢魘。

應避免社會發展停滯不前

台灣是個小型開放經濟體系，與全球經濟連結的程度頗深。面對美中貿易糾葛及新冠疫情衝擊，未來數年全球經濟又充滿不確定性下，筆者之所以不厭其煩陳述解讀上述眾所皆知、卻又極易被忽略的現象，乃是希望在追求台灣經濟成長的同時，能夠瞭解目前社會內部所存在的隱憂。如果台灣社會發展陷入停滯不前，不僅將會重創社會凝聚的力量，而且可能波及經濟成長的動能。

因此，未來除了透過投資解決超額儲蓄之外，政府應透過政策工具解決日積月累的社會隱憂，進而拉抬經濟成長的引擎。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