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師分裂的時代

1927年，日本社會因隔年要實施普選，過去被大力壓制的社會主義活動藉機而起，暗潮洶湧；中國革命以北伐的形式展開；日本名作家芥川龍之介因迷惘而自殺；台灣「台灣文化協會」年輕輩要求多關心社會弱勢，反對專注於向東京請願而導致該會分裂。

該年，受到社會影響，「台北師範學校」內部不安。該校原以培育台籍生為主，這時基於「日台共學」接受日籍生，因此發生了很多衝突，主要是日籍生對台籍生的歧視。為此，校長志保田決定把台籍生遷出，移往芳蘭校區，即今台北和平東路校區。

據李淑珍著《百年回首─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校史紀要》文中，郭秋麟校友說「因為日、台學生長期相處不睦，加上學生人數日益增加，總督府乃在偏遠的六張犁（「芳蘭校區」）成立臺北第二師範學校，容納台籍學生。台籍學生抗議不果，含淚將台生學籍資料搬運至二師。城南校區之第一師範全為日生，…。」

同時，就在那一年，志保田校長雖頗受台籍校友的惡評，但他頗工心計地鼓勵學生參加各種社團活動，且親自請回過去在校中頗受歡迎的美術教師石川欽一郎；因此，就出現了學者吳文星在〈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之研究〉論文中所謂的「北師校風漸次開放，更加鼓勵學生於課餘組音樂、美術、體育等社團，因此下課後幾乎所有學生均參加社團活動，學生運動遂漸消弭於無形」描述。

該年，台灣總督府舉辦了第一屆「府展」。上山總督允許「台灣文化協會」的林獻堂、陳炘等地主資本家，成立了「大東信託株式會社」，但後來該會社並沒有獲得平等對待；5月林獻堂離台環遊世界。在分化台灣民族運動上，上山總督可說是成功的。

關於北師的師範教育

由《台灣民報》1925年發表的〈對於新設文教局的管見〉，可知該校內部的特殊面向─「對學生施壓迫和干涉…致使有為的青年受了強制的教化，作一個模型、徒流形骸而沒卻個性…。師範教育的根本精神是養成有創造的人間性的人物，故僅延長年限或改訂教科書，決不配稱作改善，像台北師範學校，多有上述的缺陷，對於學生的自由研究很有阻礙，故學生只在教科書上用功夫而缺乏常識，又沒有溫情的人間性，…台北師範學校，尚且如此，何況其他？」

再根據陳騰芳著，詹紹華的《一生懸命》可知道，「日台共學」竟是這個情況─「入學那一年，臺北師範分為第一師範和第二師範，前者全部日本學生，後者則是台灣人和日本本國高中畢業生念的，…40名新生中39名是各公學校第一名畢業生，…台灣人不但不會被看不起，反而是日本學生經常被欺負，…稍有『不爽』就把日本同學抓來修理一頓。」

1922年後，在漂亮的「共學」制下，日生的北一師實未共學，台生的北二師是共學的；也就是當局一面將台籍師資漸減，日籍教師漸增；而更重要的是，在所有以台籍生為主的中上學校的共學，日籍的共學生資賦都很差，簡直是「免試升學」；這就是上述史實的由來。

因而，當時師範教育竟然讓台籍生熟悉與接納日本武士道傳統中「強凌弱」的樂趣，看該紀錄，似乎台籍39位優異的師範生並沒有感到欺負弱者的不妥？那是怎樣的一種「師範教育」啊？

關於北師分裂以前

1895至1897的兩年期間，原來有400萬人口的台灣，在兩年日人攘逐殺戮的移民政策下，消失了近百萬人。

1902年前後，先民為了戒吸鴉片而發起了降筆會運動，他們在各地推動戒毒，獲得經濟恢復、家庭生活改善的效果；卻被日警強力打壓，以至於先民慨嘆「…未知身犯何罪，律犯何條，誠令人不解也；倘政府強欲加之以罪，私等有殺身成仁之美，政府有妄辱善民之名，雖肝腦塗地亦無恨焉。」而該運動竟以失敗收場。總督府明知其毒害，公開宣示要禁止鴉片卻不准戒斷而推動鴉片專賣，簡直就是謀財害命。

1910年代，在當局重稅與高壓宰制下，台灣相繼發生了日人所謂的「陰謀事件」，例如苗栗事件、噍吧哖事件等。其中，噍吧哖事件的主持人余清芳，兩次擔任日警的通譯，曾被責其喜歡在各地齋堂進出。該革命雖因倉促起義而失敗，但由事件後台南地方農業人口竟被消失了20萬人看，應該是無形地展示了先民甘願「肝腦塗地」、「殺身成仁」的深刻傳承。

噍吧哖事件引起安東總督先後兩年，兩次要求官吏整肅官箴的命令，但他於1918年離任，換來情治出身以陰狠著名的明石總督，先民落入了更為悲慘的困境。

那是根據日本傳統宰制諸侯的方式，諸侯在降伏後，都必須對幕府將軍有服工役的義務，將軍可用煩重的工役來消耗這些諸侯的實力。史上薩摩藩有一位家臣就因為無法完成苦役，只能率數十名屬下自殺；後來薩摩藩一心反幕就因此故。

北台有桃園大圳，南台有嘉南大圳；桃園大圳距1906年的北埔革命區域不遠；嘉南大圳則籠罩噍吧哖事件附近的廣大田野。它們共同的特色是地質含沙量高，水道維護不易。其維護皆指定為民間義務，以消耗先民人力與物力。另因民間無力進行大型工程，自然私人產權全部無償徵用，大圳水資源從此收於當局之手，則可充分照顧日本糖業資本家的發展。台灣農民面對沉重的維護義務，因而有「大圳咬人」或「大圳吃人」之嘆，也就是今天還能聽到的那條「透早得出門…甘苦無人問…巡田水…」《農村曲》的由來。

以上史實，台籍生知道多少？有多少人能融入到他們畫作的色彩、線條與構圖中，因而才出現一些扭曲、暗影、光華？

社會運動窒息與其後

吳文星說「北師校風漸次開放，…均參加社團活動，學生運動遂漸消弭於無形」，筆者則認為，當年台灣的學運應該是與社運一樣，都是被大環境壓抑窒息了。

1928年，日本普選，當局使用各種卑鄙手段，順利進行，日共秘密透過合法的勞動農民黨參選；政見透露出日共的訊息，深受注目；40名候選人，當選兩席；當局在四周內對共產黨大檢舉，逮捕日共與相關份子達12,000人，其中近5,000人被拘留與起訴。

同年，日本修改《治安維持法》，對於變更國體與廢除私有財產權加重刑罰到死刑。

同年，天皇頒下「社會教化詔書」。

同年，台共原本依據恩格斯《論愛爾蘭支部與英格蘭委員會之關係》的觀點，要與嚴重苛虐、殺戮先民的日本人的日共脫鉤，但不知為何第三國際竟規定其隸屬於日共下；因而台共組織自成立就有重大瑕疵，而竟未聞有人提出異議；使得台灣的主體性無法及早成長。

同年，與台共關係密切的農民組合，倚重形跡可疑的日籍顧問古屋貞雄；農組雖曾經先後兩次積極召集各社運和政黨開會，討論如何共同發展，但都沒有成功；而農組竟受到日警的大檢舉。

1929年至1930年

1929年5月，東京發生不幸事件，勞動農民黨激進的當選人在自宅被三個右翼份子刺殺。但上流階級投身思想改革事業者也不少，包括軍神乃木家的千金也被檢舉為「赤色」，因其有辱門風，伯爵乃遷居神戶。（見《日治台灣生活史》昭和篇）

同年，大東信託在與新竹巨紳鄭家的信託業務中，發生巨大衝突；破產的鄭家不僅怒言「同樣是台灣人嗎？」後來還寫下「民族資本家大東信託公司勾結日本帝國主義…」的怨言。

同年，美國股市引發了世界經濟危機，主要工業國家都受到衝擊。

1930年，濱口首相遇刺。不久內閣解散；右翼分子繼續猖狂。

同年，嘉南大圳完工；完工前，關於大圳問題就層出不窮；《台灣民報》上抗議不斷；完工後，問題仍然；該年底先後發生兩個中型地震，在烏山頭水庫造成兩次損壞；所幸，冬季枯水期，未釀大禍。

同年10月底，霧社事件爆發，原住民在霧社小學校運動會期間起義，其殺戮過程雖然殘忍血腥，但強調不殺台人；殺戮後，原住民遁入山中月餘，至12月8日，在震破烏山頭水庫的地震之山搖地動中自殺，真是草木含悲。

同年，經濟大恐慌下，左翼多視為革命高潮到來，右翼則以持盈保泰為其目標；「台灣民眾黨」的蔣渭水、謝春木等因而左傾；其中右翼地主資本家則分裂為「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1931年至1932年

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者以世界大恐慌為理由，製造了「九一八事變」。分裂後的「台灣民眾黨」被禁。蔣渭水卒。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更因日人打壓，停止活動。

1932年，日本總選舉中反對「九一八事變」與成立滿洲國的政友會獲得大勝；但選舉中，發生了兩起政商界巨頭被暗殺事件；選後，右翼又發動了「五一五血腥政變」，當局不敢深究。

同年，《台灣民報》改名為《台灣新民報》，並從周刊改為日報。蔣渭水的親密戰友謝春木被外放上海，為該報特派員，但該報已無過去的批判力。

往後隨著軍國主義日益強大，藝術發展的空間自然就被壓縮了。

看台中師範學生張建墻在其《福爾摩沙之夜》書中的經驗是─「我…畫了花和樹葉，…當我…畫筆滑出來意外地將它畫成一個鐮刀的形狀，我沒有任何用意，…秘密警察…一直問我那個鐮刀型的繪畫是什麼意思，…我被召喚兩次…。」

上述學者談及北二師在該校提倡課外活動，因此沒有學運了，不過，如果仔細考察當時上述的情況，就1927年入學的學生言，若五年後畢業，那已經來到1932年，台灣所有的社會運動都已被壓制，學生們哪裡還有可能關心呢？

會是吳文星主觀希望台籍生忘記校外先民被打壓歧視的種種嗎？但是，那可能嗎？或許正因如此，展出的畫裡充滿了怒濤般的風，冷冽憂鬱的山脈，枯槁的建物，他們好像在訴說著那時代台灣島上的苦澀光影！

 (作者係台灣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