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分子得到友善對待

回顧台灣2014年的318太陽花學運，同樣攻占國會議場，卻受到綠營立委奧援，不讓警衛、警察進入，占領後還以社群媒體號召學生前往馳援，同時搭起網路平台，供學生直接向全球發表占領訴求。立法院長王金平並未在第一時間下令動用警察權，間接地成就了318學運。

1月18日，台灣最高法院針對太陽花學運「攻占行政院」案，認為魏揚等7人行使「人民抵抗權」或「公民不服從」，不算違法或減免刑責，將二審被依「煽惑他人犯罪」判有罪的判決撤銷，發回高院更審。

筆者無意比較兩國對攻占國會行為、輿論及司法的差異，而是希望從一個更嚴肅的問題，探討民主政治的困境，以及民主政治的基礎公民理性的侷限。

「平庸之惡」普遍存在

1961年，著名猶太裔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前往耶路撒冷旁聽對納粹德國官員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艾希曼是納粹德國軍官，也是在猶太人大屠殺中執行「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者，被稱為「死刑執行者」。

1942年艾希曼出席萬湖會議，被任命負責執行屠殺猶太人的最終方案，並且晉升中校；換句話說，將猶太人移送集中營的運輸與屠殺作業，大部分都是由艾希曼執行。二戰後，艾希曼被美國俘虜，但之後逃脫，經過漫長的逃亡旅行後，艾希曼流亡到阿根廷。1961年，以色列的情報部門將其逮捕，在耶路撒冷被以違反人道罪名等15條罪名起訴。這次的審判引起國際矚目，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處以絞刑。

漢娜鄂蘭在旁聽審判後，讓她非常驚訝的是，審判席上的納粹黨徒艾希曼不陰險，也不兇狠，完全不像一個惡貫滿盈的劊子手，就那麼彬彬有禮地坐在審判席上，接受絞刑時，他甚至宣稱「他的一生都是依據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動都來自康德對責任的界定。」鄂蘭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關於邪惡之強制性報告〉中，描述艾希曼為自己辯護時，反覆強調「自己是齒輪系統中的一環，只是起了傳動的作用罷了」。作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國家法律所允許的，作為一名軍人，他只是服從和執行上級的命令。

鄂蘭以艾希曼的行為模式，來闡釋現代生活中廣泛存在的「平庸之惡」，這種惡完全不思考人，不思考社會，「惡」之所以是平庸的，是因為你我常人都可能墮入其中。把個人完全同化於體制中，服從體制的安排，默認體制本身隱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為，而成為不道德體制毫不質疑的實踐者，或許有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憑藉體制來給自己的冷漠行為，提供非關道德問題的辯護，從而解除個人道德上的過錯。這就是現代社會體制化下個人平庸之惡的基本表現。

太陽花發動者現位居高官

在堅稱是自由民主的美國與台灣，都看到這種「平庸之惡」，太陽花事件的支持者認定兩岸服貿協議，如同民進黨與綠營人士所宣傳的是「親中賣台」協議，同時二讀過程未能充分討論，因此他們侵入國會是合理的，是行使抵抗權與公民不服從。同樣在美國的川粉們，也堅信川普告訴他們民主黨「偷走」了川普的勝利，是共產主義者用各種不正當手段剝奪了原屬於他們的勝利。

而美國與台灣不同的是，美國在國會山莊之亂後，來自各方的譴責，讓川普不得不低頭認錯，承諾順利移交政權，同時也譴責入侵國會的「暴徒」，守住了民主的底線。而台灣則是讓參與太陽花的成員，坐上高位（立委）或領取高薪（黨官），1月18日最高法院更以非法定名詞「人民抵抗權、公民不服從」為由發回更審，更是用司法體制鼓勵鄂蘭筆下的「平庸之惡」。

台灣不該走向民主獨裁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認為近代西方文明中所謂的「理性化」可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價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另方面則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例如生命的存在、生活的尊嚴等都是無價的，應該無條件接受，不應該計算其利弊得失，這就是價值理性。所謂的工具理性則是指在一組價值中，比較其效率和得失後，再據以做取捨。

筆者相信，多數參與太陽花事件的年輕人與入侵美國國會的川粉，他們堅信推翻服貿協議、否定拜登的勝選是「價值理性」，但可怕的是，主謀者卻是把推翻服貿協議、否定拜登勝選，作為他們計算政治利益的「工具理性」，並透過政治宣傳與附和的媒體，偽裝成「價值理性」，鼓動他們的支持者為理想、為價值而戰。

值得慶幸的是，目前看到美國守住了民主國家的精神與價值，但也不禁為台灣的政治人物與司法體系感到悲哀，當「平庸之惡」被當權者所鼓勵、媒體鼓吹、被司法所認可，台灣是否會走向納粹與希特勒的民主獨裁，令人十分憂慮。

 (作者係崑山科技大學兼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