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一直到1960年代，一些演化學者提出了「近親選擇理論」(kin selection theory)，然後把這個理論應用到動物行為的各個方面，形成了演化倫理學(evolutionary ethics)的主張以後，才有了比較明確的解釋。

演化倫理學的革命

1963年到1974年間，四位生物學家開始了這一場有關生物演化論的革命。這四位學者是漢彌敦(William Hamilton)、威廉斯(George Williams)、崔弗斯(Robert Trivers)、和梅納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他們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論，完善和擴展了演化論的天擇理論，加深了生物學對於包括我們人類在內動物行為的認識。

1963年，英國研究生漢彌敦提出了「近親選擇理論」。這個理論認為：如果天擇的單位是個體，那麼利他行為是很難以演化論來解釋的，因為包括人類在內的動物為了自己的生存，都是自私的。可是如果天擇的單位不是個體而是基因，那麼動物的利他行為就可以解釋了。這就是漢彌敦提出來的理論。

用數學來表示，一個生物會不會去做一件需要付出代價的行動，要依照下面的公式來決定：r x B＞C，r是這個生物與接受援助者的基因關連度，B是對於這個生物的好處，C是生物要付出的代價，r在0與1之間。r和B的乘積要大於C。也就是說，這個生物要不要對其他個體做出利他行為，兩者的關聯度跟如此做好處的乘積，要大於其付出的代價。1964年，他發表了〈社會行為的遺傳演化〉(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論文，這篇論文分成兩部分刊出，後來非常有名，但是投稿的過程卻非常艱辛，因為他的論文很數學化，當初沒有人知道他在說什麼。

1966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的生物學教授威廉斯出版了他的代表作《適應與天擇─現代演化思想的評論》(Adapt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 A Critique of Some Current Evolutionary Thought)。他在這本書中提出基因層次的演化觀點，以新達爾文主義的觀點來研究社會行為。所謂新達爾文主義就是把達爾文的天擇理論和孟德爾的遺傳學，以及基因理論結合起來的現代綜合演化理論。

1971年，美國哈佛大學的研究生崔弗斯發揮了漢彌敦的「近親選擇理論」和威廉斯的有關論點，發表了「互惠利他主義」(reciprocal altruism)的論文，1972年又發表了「父母投資理論」(parent investment)論文。崔弗斯提出的「互惠利他主義」認為動物雖然是自私的，但是在一定的條件下，也會有互惠利他的行為。

1973年，英國蘇薩克斯大學生物學教授梅納史密斯用博奕理論(game theory)來解釋生物界的現象。他和一位美國來訪學者普來士(George Price)一起發表了〈動物衝突的策略〉(The logic of animal conflict)論文，提出「演化穩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簡稱ESS）和「鷹鴿博奕論」(hawk-dove game)。他們的理論解釋了動物的利他行為，也解釋了其演化論的意義。

到了1975年，哈佛大學生物學教授威爾森(Edward O. Wilson)出版了《社會生物學：新綜合》(Sociobiology: A New Synthesis)一書，掀起了社會生物學論爭的軒然大波。威爾森把社會生物學定義為：「針對一切社會行為的生物學基礎所進行的系統性研究」，也就是把演化論應用到社會科學。威爾森提出的社會生物學，延續了達爾文的演化論，融合當代的遺傳學知識，以演化論來解釋生物的社會本能。威爾森認為：人類的道德、宗教和政治信仰有許多都是來自於我們基因的影響。他說：「自然科學家和人文學者應該開始共同考慮這種可能性，要將倫理學暫時從哲學家的手中轉移出來，並使之生物學化。」。英國牛津大學動物學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接著在1976年出版《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在1986年出版《盲眼鐘錶匠》(The Blind Watchmaker)等書，闡述了類似的觀點。

從演化倫理學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知道：人類如果有天性的話，因為人有自私的基因，在社會行為上會有惡的效果。但是對於自己的親人和朋友，由近到遠也會有互惠利他的行為，就像幾個同心圓一樣。人性因此是「善惡混」的，或者說是「善惡並存」的。

重新檢討儒家人性論

有了這個瞭解，再回頭看儒家人性論。儒家自孔子以後，有孟子和荀子兩大宗師。孟子是儒家理想主義的代表，荀子則是儒家自然主義的代表。孟子重心性，而荀子重經驗。這跟西方哲學中的唯理論和經驗論兩大主流思想很類似。在唐代以前，孟子和荀子都被尊為儒學宗師，各有其地位而無分高下，甚至荀子在漢代的影響還大一些。但是到了宋明理學之後，因為荀子主張性惡，大多數的宋明理學家開始以孟子為尊，而以荀子為偏，把荀學排除在儒家思想主流之外。這就窄化了儒學的內容，限制了儒學的發展。而且因為荀子比較重經驗，也比較有實證的精神，貶抑荀學把儒學帶上了更重心性、也更為形上的道路，讓中國士人比較不重視科學的發展，從而導致了科技的落後。這樣的發展在思想和現實上，都是很不幸的。到了鴉片戰爭的時候，終於造成重大的失敗，釀成中國的百年國恥。

打造「科學的儒家人性論」

人性的自私既然會造成社會上的惡，荀子的性惡論因而有演化倫理學的基礎，應該是可以成立的。孟子的性善論也不是完全沒有演化倫理學的基礎。這看起來有些矛盾，其實一點都不矛盾。因為這些善與惡的行為，是針對不同的對象、在不同的條件下所表現出來的人性，有這些差異是很自然的。社會生物學的理論，除了自私的基因以外，也包括了「近親選擇」和「互惠利他」，後者也為性善論提供了理論基礎。性惡與性善其實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兩者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人性。善惡是相隨的，人性在任何時刻都可能會有善有惡，只不過因為教養的關係，長成以後善與惡的程度會有差異罷了，但不會在長成以後只剩下善或惡。

有了這樣的認知，就可以把孟子的性善論和荀子的性惡論整合到一起，形成有科學基礎的儒家人性論。去除了對於荀子性惡論的顧忌，就可以用「科學的儒家人性論」來重新詮釋儒家思想，把孟子和荀子都回歸到儒學的主流，特別是要重新注重以荀子為代表的儒家經驗論，開創出儒家思想與近代科學充分融合的新道路。

儒家思想的創新之路

總結來說，由於演化論和生物學的發展，演化倫理學因而興起，人們開始以基因學說、「近親選擇理論」和「互惠利他主義」來解釋人類社會的倫理道德。把這樣的思路應用到儒家人性論，可以完整的結合孟子的性善論和荀子的性惡論，得到符合實際、「善惡並存」的儒家人性論。這種「科學的儒家人性論」與孔子所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有次序有等級的儒家仁愛思想是一致的。以「科學的儒家人性論」重新解讀儒家思想，可以把孟子和荀子之學完整地恢復到儒學傳統中，讓孟荀並重，展現出擁有唯理論和經驗論兩條主線的儒學傳統，這不但擴展了儒學的思想範圍，也可以開創出儒家思想與近代科學充分融合、現代化的新道路。

以上所述就是筆者在拙作《演化倫理學與儒家人性論》一書中所介紹的主要內容。這本書目前正在由三民書局出版中，不久之後應該可以與讀者見面。

(作者係清華大學電機系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