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堅在獲獎感言裡說的話，我認為可以把兩岸兩地現代詩從傳統內核中作連結。他說：「西元724年，李白離開故鄉江油，此後他再沒有回到故鄉。杜甫也是，自741年離開故鄉之後，一生都在外漂泊。…在中國歷史上，詩人因漫遊、謀生、流放，從此遠離家鄉的情況屢見不鮮。但是，總是有一樣東西將各時代詩人團結在一起，被召喚著，一代一代地應召著。這就是漢語。…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漢語的魅力召喚著一代代作者嘔心瀝血、披荊斬棘，赴湯蹈火，九死一生—無論各時代的生存狀況多麼嚴峻—甚至經歷了文革那樣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詩人不滅，詩人依然不滅。

我們這個時代一切都可以通過貨幣購買，唯有詩，依然是與諸神對話的神聖事業，各種改頭換面的拜物教的照妖鏡。全球化的洪流席捲一切，其嚴重的後果可謂物非人是。…漢語是我們最後的故鄉，最後的庇護，最後的信任。我們依然要寫，漢語的終結意味著族群的滅亡，意味著生命的虛無。文明，就是以詩的光去照亮、啟蒙。今天，我相信詩人比前輩詩人都更嚴重地意識到詩的宗教性使命。」

大陸第三代詩歌領軍人物

中國大陸「第三代詩歌」領軍人物之一的于堅1954年出生於雲南昆明，1971年開始寫詩生涯，1984年畢業於雲南大學中文系，1985年與詩人韓東、丁當等創辦《他們》文學雜誌。1986年發表成名作《尚義街六號》。

我第一次拜聆于堅之名，是因他在1992年以〈墜落的聲音〉奪得第14屆聯合報現代詩正獎。那首詩的風格頗令人驚艷。不過，他在台灣詩壇發表的作品為數戔戔。幾年前在羅門老師那裡再度聽見于堅大名。他說他在北京大學一場羅門蓉子學術研討會上，特地請于堅留下來，兩人在飯店竟夜深談。

2011年初，我出版個人兩千行長詩集《在最深處的黑暗，你穿著光》。承抬愛，羅門老師為我撰序，且交待我寄一本給雲南昆明的于堅。不久，我即接到詩人回贈在加拿大出版的中英文對照詩集《便條集》，並夾帶了一封短箋：黃克全君：你好，詩集收到了。謝謝！您的詩我翻閱時，會看到精彩的片斷。但詩作為一個整體的結構，恐怕很難與小說平衡。長詩其實也是片斷的積累。詩重要的是氛圍，場的建立。倒還不在起承轉合的邏輯。（下略）

于堅信中直白的口吻，使我聯想到他對大陸第二代詩人，即朦朧派詩人的反叛。使我不禁笑了開來。詩人直白是好的，儘管他的品評有部分我較難苟同，譬如說「長詩其實也是片斷的積累」。不過，「詩重要的是氛圍，場的建立」這觀點我喜歡。話說回來，所謂「場」可大可小，可長可短，一個意象是場，若干意象串聯起來也是一個(大)場，萬不可說窄、說死了。

文字隨處窺見慧點的靈光

我讀了信，接著仔細拜讀了《便條集》，其文字隨處窺見慧點的靈光，有些句子舉重若輕，能從生活細節的反差對比中，逐漸逼仄出一股引人深思、悠悠不盡的餘音：

汽車在高原上飛馳

原始森林的邊緣出現的時候

一頭虛構的野鹿

竄進我的內心

但我沒有草地和溪流

讓它長久地逗留

像這些詩的好處既有思想，又有抒情，而且體現出在生活中無處不可入詩、化詩的造詣及精神，這也是為我欣羨並敬佩的。

羅門老師曾借給我《台灣詩學學刊》第19期，書中第一篇是陳大為的〈論于堅詩歌邁向「微物敘事」的口語寫作〉，這篇文章引起我的興趣，上網查了于堅的履歷，哇！他委實不簡單，除台灣的聯合報獎外，花城文學獎、人民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詩歌獎、李白詩歌獎等幾個獎項都是其囊中物。他的著作也翻成法、日、德、英、西班牙、荷蘭等多國語文出版，功業堪稱彪炳。

但我認為于堅「微物敘事」只是「弒父者」逆反前輩的反動及藉口。「微物敘事」的重點在以「日常口語」描敘「庶民日常事務」，但我認為這兩者─概分為表現形式與表現內容，勢必難以做到。去文學修辭剪裁的純粹日常口語，對文學是否造成斲喪？要有警覺；在反朦朧派詩的「宏大敘事」本質，即去其世界觀神聖化、目的性的同時，他也建立起另一份神聖化與目的性，這是一種無法擺脫的現代性，或說後現代性的弔詭。

嘗試打破傳統詩歌界限

我曾跟洛夫老師提起于堅，他瞅了我一眼說：「他很會辯理論」。的確，于堅時而是一位意念先行，或竟是具實驗性的詩的實踐者，其80年代到90年代的「口語詩」創作、「拒絕隱喻」、以片段、破碎、細節的「非詩」的書寫策略，嘗試解放語言、打破傳統詩歌界限。他求新求變的企圖心，想是亟思在文化、社會於現代化、政經變遷過程中尋求自我的安頓，他的詩對當代社會文明、歷史的反應是無庸置疑的，值得中國詩壇重視。

其次，于堅還有一個較獨特的堅持，就是他重視紙本閱讀。他認為紙本書的體感閱讀是有溫度、足以提升到文化層次，也是電子書不能取代的。而且于堅的閱讀有自己的選擇，他說自己只選讀經典作品，「當代的作品我讀得比較少。因為我的寫作並不僅僅只為了當下的成功，我還想要傳諸後世。」這種說法並非矯情，毋寧是詩人的真誠。

 (作者係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