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宗教中尋找大明出典

「大明」源於明教之說一出，中國歷代國號諸多起源，遂多了一宗教說。直至1970年代，學界才開始有人質疑「明王」是否出於明教。1980年代初，楊訥閱讀現存所有元代白蓮教史料後，否定吳學說。他除指出吳論文方法上的錯誤，及引證史料之疏漏外，並以傳世史料，證實引元末起事者所提「彌勒佛下生」與「明王出世」口號，均與明教無涉，而是出於佛教經典。

「彌勒佛下生」出自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佛說彌勒下生經》；「明王出世」出自三國時代支謙翻譯淨土宗的《佛說大阿彌陀經》，其經文有「阿彌陀佛光明，明麗快甚」、「其光明所照無央數天下，幽冥之處皆常大明」；阿彌陀佛為「光明之王」，可簡稱為「明王」。這都出自佛教經典，與摩尼明教無涉。因此，楊訥匯出其結論：朱元璋訂的大明國號出自《佛說大阿彌陀經》，表明新王朝建立光明照天下，即使是幽冥之處亦「常大明」，標誌著光明世界到來，同時也是朱元璋「對自己出身佛徒的一個紀念」。

楊訥的研究是研討明朝國號起源的新突破，唯學界並不太注意，而社會大眾則因金庸將吳學說引起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並經電影和電視劇不斷廣為流傳，吳首倡「大明」國號源於「明王」說遂深入人心；是以楊訥新說未引起較多注意。

陳學霖以此頗感不平，遂於2009年撰一長文〈明朝「國號」的緣起及「火德」問題〉演繹楊訥論說，提醒學界不應繼續宣揚此一錯誤論斷。然而，楊訥與陳學霖雖否決吳學說，但其思路並未脫離吳，仍在宗教中尋找國號出典。

終有人突破吳晗學說窠臼

2014年，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杜洪濤（今內蒙古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突破吳學說窠臼，循元明承續的思路，參照趙翼大元國號出自《易經•乾卦》「大哉乾元」文義，而主張大明國號亦出自《易經•乾卦》「大明終始」；誠為一大突破。

五四之後，學界與國人多反傳統文化，尤反讀經。1949年後反傳統聲浪不減反升，到文化大革命達到頂峰。1979年改革開放後思想解放，但西化思想傾向濃厚，中國傳統學術文化未受重視。學者也不會想到在儒家經書中尋找歷史答案。

近十多年來國勢振興，在政府的鼓勵和民間的自主發動下，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研究與推廣受到重視。在這新生的氛圍中，學者開始實事求是地處理歷史問題，把歷史解釋放在當時歷史情境中研討，而不是用現代思維要求古人。傳統中國社會與政治脫不開儒家傳統，尤其政治操作更須參考儒家經典，即使是非漢族的少數民族政權亦如此，「大元」國號與年號之命名就是很好的例子。杜洪濤提出研討大明國號的新思路，是他個人的學養與聰慧有以致之，同時也是新時期新文化氛圍涵養的成果。

元朝是中國的正統王朝

《易經》是儒家首要經典，也是為人處世的準則，由讀書人參與的政府更是重視。因此，當朱元璋接納浙東地主讀書人集團，把農民政權轉型為傳統的封建政權時，參考儒家經典，制訂治國方針、政策和制度，是必然的發展。在訂國號時，自然不能用早已在〈平偽周榜〉宣布為妖術，並斥其信徒「殺戮士夫，焚蕩城郭」的宗教信仰為依據，而改從儒家首要經典《易經》之文義。尤其朱元璋新建的王朝要接續前朝蒙古元朝，就要注意元朝是如何建立為中國的正統王朝。

忽必烈入主中國要做中國皇帝，就「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用夏變夷」；當初，蒙古人從北方草原入主中國，忽必烈為取得廣大中國人民的支持，採取認同中國傳統文化的政策，接續漢地政權的合法傳承，作個正統的中國皇帝。他在建設首都大都城便聽從劉秉忠的建議，依儒家的理想藍圖，建設一座最合乎《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的城市。在建國號上，也聽從劉秉忠的建議，從儒家最重要居十三經之首的經典《易經》取用有意義的吉利語詞，取「大哉乾元」之義，配合「至哉坤元」的「至元」年號，在至元8年宣布：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稱義而名，固匪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大」乃贊詞，至大無外，「大哉」讚歎，「乾元」為始萬物者。國名、年號均用《易經》章句，按照中國王朝更替的傳統，立一符合古制的國號，明確承認大元是繼承堯舜禹湯秦漢隋唐的，將本朝與歷代王朝的統緒接續起來；標誌著蒙古也是中國正統王朝。明太祖《即位詔》中宣布：「宋運既終，天（《皇明詔令》作「帝」）命真人起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確立大元王朝在中國史上係繼大宋的正統地位，而大明王朝之繼大元而起，亦為一統天下之正。

依新朝為舊朝修正史之歷代舊慣，明廷於洪武3年7月完成修纂《元史》。洪武6年，明廷將元世祖忽必烈入祖歷代帝王廟，將元朝正式列入自三代以來的中國歷史系譜之中。

國號要彰顯華夏文化傳統

朱元璋革命雖以「復漢官之威儀」為號召，訂定國號，必定更要彰顯華夏文化傳統，取得華夏政權的正統；但也強調其繼大宋、大元之歷史正統。也就依據《易經•乾卦》，大无王朝國號依據的「大哉乾元」經文之後一段「大明終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大明終始」的「大」是贊詞，「明」是動詞；「大明」即大哉明瞭《易經》之道。「大明」其「終始」之道，「終始」就是終了之後又會開始，即「終而復始」。「終而復始」就是生生，就是生生不息。「生生之謂易」，整部《易經》就在闡明這個道理。而且，明太祖尚未建國前已用《易經》「日月重明」「六龍時遇」為標語。俞本《紀事錄》戊戌年(至正18年)條記載：朱元璋於浙東行省金華府省門立二大黃旗，兩旁立二牌，牌上書云：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明大宋天。九天日月開黃道，復國江山富寶圖。

「日月重明」，來自《易經•離卦》的彖辭：「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俞本《紀事錄》庚子年(至正20年)條，又記載朱元璋於府門親書：六龍時遇千官覲，五虎功成上將封。可見明太祖對《易經•乾卦》之鍾愛。

朱元璋受教於許瑗和劉基

至正19年正月，「兩以《易經》舉於鄉，皆第一」的許瑗，前往金華見朱元璋，被「留帷幄，參預謀議」。金華府門朱元璋親書的標語「六龍時遇（御）」，應該是請教《易經》專家許瑗的。至正20年3月，浙東儒生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加入朱元璋陣營，尤其劉基被朱元璋看重。

由於許瑗後來出任太平府知府，在至正20年閏5月被陳友諒殺害。劉基的到來正好接替許瑗「留帷幄，預機密謀議」，對朱元璋的政策走向影響甚大。劉基一向看不起方國珍、張士誠和小明王，他向朱元璋力陳「天命有在」，朱元璋「大感悟」；於是進行政權路線的改變，逐漸遠離紅巾農民軍，回歸以儒家為主的中華政治傳統。至正26年討伐張士誠，在其檄文中，正式公開與紅巾的農民軍決裂。在此之前的至正20年，「六龍時遇（御）」標語的出現，就透露了改變的訊息。朱元璋政權性質的改變，應該就是受「預機密謀議」的許瑗、劉基等人的影響。

許瑗和劉基都是《易經》專家，不但精通《易》之象數，而且深諳《易》之義理。相信是許瑗為朱元璋解說《易經‧乾卦》的義理之後，朱元璋就動筆寫了政治宣傳標語「六龍時遇（御）」。由於劉基參預機密謀議，與朱元璋私下的對話，「外人莫能測其機」，因而未曾著錄於檔牘；後人難據以書寫入史冊，這段史事從此淹沒。但揆度其情，上面的推斷可能性極大。後來在為新王朝命名國號時，朱元璋應該就是接受劉基的建議，以寓意生生不息的「大明」為國號。

「大明」保佑中國長治久安

以「大明」為國家命名，保佑這個國家的國祚，象徵國家的生命力生生不息，即使終了也能復始，長長久久，長治久安。這樣的國名多麼吉利、理想，正是朱元璋和群臣開國的鴻圖，符合經歷元末動亂全國人民望治的心願。嘉靖年間學人李純卿和王世貞說國號「大明」的意義云：建元洪武元年，復中國之統，國號曰「大明」，傳國祚於萬萬年矣！ 這正和我們推論的《易經•乾卦》「大明終始」文義建國號說，既緒華夏正統，又佑國祚永續，互相呼應，不謀而合。

總而言之，從明朝建國時期的當下氛圍，朱元璋政權君臣人民的心願，及國號出典的意義而論，以儒家首要經典《易經》的首章「乾卦」之「大明終始」、「終而復始」生生不息的文義，訂國號，肯定比以明教的「明王出世」的宗教預言更為妥切、正當，更能彰顯「大明」王朝「復漢官之威儀」的華夏傳統。

（作者係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