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飛逝，驀然回首，1970年代的保衛釣魚台運動（簡稱釣運）及其後的統一運動（簡稱統運）迄今已屆滿半個世紀。回首來時路，釣運與統運可以說影響了我的一生。50年的歷程可謂跌宕起伏，有高潮也有低谷，但我始終不忘初心，砥礪前行，如今雖鬢髮已霜，但丹心難滅，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50年前釣運的肇因大抵有二，一是那時留美華人學生多來自台灣和香港，他們普遍具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和民族主義情懷；二是受美國大學校園內思潮的影響，其時越戰正酣，反戰活動層出不窮，青年的社會運動洶湧澎湃，帶給留學生很大的觸動。加上對日寇苦大仇深，然而1970年，美國擬議向日本「歸還」琉球群島，竟將中國的釣魚台劃入歸還的範圍內。美日將中國領土「私相授受」，引起留美學生極大的憤慨，大家奮起想保衛中國神聖領土釣魚台。

全美各地爆發保釣大遊行

1971年1月29日和30日，全美各大城市：紐約、華盛頓、芝加哥、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等地留學生與當地華僑、華人，同時舉行了保釣抗議示威大遊行。

1971年4月10日華盛頓大遊行，可說是保釣的最高潮。當天來自全美17個地區，30餘所院校，據《紐約時報》估計約2,500至3,000位留學生聚集在華府憲法大道與23街的廣場上。他們激情燃燒，一路高唱《釣魚台戰歌》、We Shall Overcome!，高喊著口號Diaoyutai Chinese Land。

日本大使館的回應早在示威者的意料中。美國國務院的回應不僅明顯地偏袒日本，而且態度傲慢，完全不理會保釣人士在抗議信中陳述的理由，這令大家深感委屈和受挫。而國府官員非但沒有表現出堅決的保釣立場，連周書楷大使都沒有出來與遊行隊伍講話，接待人員甚至說，國府沒有收到用雙掛號寄出的上千名留學生的聯名信。保釣留學生驀然發現，保釣事件的根源，不只是外侮，還有內賊。因此，演講人王春生就喊：「這樣的政府，我們要不要唾棄它？」遊行群眾都回應「唾棄它！唾棄它！」

對國府失望轉而寄望北京

遊行結束後，在馬里蘭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召開檢討會，對國府的失望及保釣運動的出路成了會議主軸。有人提出，既然國民政府不保釣，不如寄望北京政府，左右分家已初見端倪。

正在此時，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他已經派遣特使季辛吉秘密訪問北京，並計畫於次年訪華，打開中美兩國敵對20多年的僵局。這對保釣運動產生巨大衝擊，台灣留美學生猛然發現，北京政府已強大到美國總統必須登門拜訪的地步。「說不定北京政府能保釣」，保釣人士仿佛在迷霧中看到了一盞明燈。

當時，美國社會掀起了一陣「中國熱」。不少保釣人士如饑似渴地閱讀有關中國的報導與書籍，很快就把保釣運動轉化為認識及認同新中國的運動。1971年暑假，威斯康辛麥迪森、加州柏克萊、德州休士頓、堪薩斯及羅德島布朗大學，召開了中西部、西部、南部和東部的「國是會議」。

安娜堡「全美國是大會」

9月3日至5日，美國勞動節，密西根安娜堡召開了「全美國是大會」，通過5項決議：(1)反對任何「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國際陰謀；(2)所有一切外國勢力必須自中國的領土、領空、領海撤出；(3)台灣問題應由中國人民自行解決；(4)反對任何出賣中國領土主權的政黨；(5)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會議並決定於9月21日到聯合國示威，支持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至此，保釣運動左右兩派分道揚鑣。我也因為擔任921示威大遊行總指揮，而被列入黑名單，20年不能回台。

通過開研討會和主辦刊物，釣運學生經歷了覺醒、反思、批判、認同、回歸的過程。具體而言，就是一方面消除了反毛、恐共、仇共的心結；另一方面，接受社會主義新中國。同時認清了只有中國統一，保釣才有實現的可能。原本只想保衛釣魚台這一美麗小島的運動，在短短不到一年時間，迅速轉成認同和回歸新中國的統一運動。

1971年12月24日至25日，在紐約舉辦的「中國統一討論會」，成立了「中國統一行動委員會」。1972年冬天《歐洲通訊》成員在德國海德堡聚會，決定成立「歐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並於1973年底在德國斯圖加特註冊為民間團體。

重頭學習台灣史了解台灣

釣運轉為統運之後，台灣問題自然而然成為保釣人士關注的焦點。安娜堡「全美國是大會」特別安排了一場有關台灣問題的討論，由我和伊利諾大學法學院的陳恒次，與時任台獨聯盟宣傳部長的羅福全對話。此後，我成為與台獨辯論的主要人選之一，主要原因可能我是保釣分子中較少見的「正港台灣人」，而且出自工人家庭，在當時屬於「根正苗紅」人士。

我雖然自台大歷史系畢業，但在大學時並未修過台灣史。為了工作需要，不得不進行惡補。葉榮鐘的《台灣民族運動史》和矢內原忠雄的《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台灣》是我的啟蒙。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的「台灣叢書」、「台灣文化協會」出版的《台灣民報》，是我瞭解日據時代台灣及抗日事蹟的重要史料。這些給了我與台獨分子辯論的底氣，以及與大陸涉台單位進行交流的依據。

我歷來認為統一問題，歸根結柢是認同的問題，而認同問題就是歷史問題。基於這樣的理解，我自1977年第二次赴大陸與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交流時，就建議要著力研究台灣史，尤其是日據時代的台灣史。我強調理解和詮釋日據時代台灣史，攸關統獨的大是大非問題。不論是日據初期的武裝抗日，或後來的政治運動，都彰顯了台灣同胞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好兒女。時任廈大歷史系主任，留日的陳碧笙教授頗以為然。後來他寫了一冊300餘頁的《台灣地方史》。

1980年7月，廈門大學設立了全國第一所台灣研究所(2004年2月升格為台灣研究院)，我將珍藏的台灣資料悉數捐贈給它。1984年9月中國社科院成立台灣研究所。1999年4月上海在海協會會長汪道涵的倡議下成立了台灣研究所。此外，北京聯合大學也設立了台灣研究院。這些智庫多半聚焦台灣政治、經濟、文化、對外關係及兩岸現狀，對台灣史並沒有太多著墨。

台灣坊間幾乎所有台灣史的書籍都充斥著台獨史觀，加上民進黨當局無所不用其極地修改歷史課綱、去中國化，致使台灣年輕一代的中華民族認同蕩然無存。台灣人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唐山」的「原鄉」成了「他鄉」，甚至變成「敵國」，大陸同胞更被侮蔑為「支那賤種」。

在這種情況下，大陸翻天覆地的轉變不是引以為榮的成就，而是「外來的威脅」；善意的讓利則被視為「統戰陰謀」。

改變認同才能和平統一     

兩岸統一，尤其是和平統一，不論是水到渠成，還是渠成水到，都需要時間。很多人認為，時間在大陸這邊，我則以為，固然隨著時間推移，中國的綜合國力將更上一個台階，美國對兩岸統一的阻力勢必隨之縮小。但以台灣人對國族認同的趨勢而言，時間拖久對統一未必有利。根據政治大學選研中心1996年和2020年的民調，自認是台灣人但不是中國人的比率，從24.1%上升到67%；自認是中國人的比率從17.6%下降到2.4%；自認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率從66.9%下降到29.9%。而主張台獨或維持現狀者明顯上升；主張統一者顯著下降。由此可見，久拖不決，極可能會夜長夢多。

習近平總書記2019年1月2日《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指出，「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是影響兩岸關係行穩致遠的總根子，總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廣大台灣同胞具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是我們的骨肉天親」；「台灣同胞在中國近代爭取民族解放鬥爭中作出了重要貢獻，不愧為英勇的中華兒女」。這些話表明，習近平深知建立民族認同是促進統一最主要的工作。

保釣迄今50年，《告台灣同胞書》發表至今也已逾40年，作為釣運和統運的參與者，有作為，也不免有遺憾，但仍願以「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自勉。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老保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