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欣：您作為兩岸關係的長期研究者，兩岸學術交流的先行者，請問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中美博弈加劇的現況下，您對兩岸關係未來有什麼樣的展望？

楊開煌（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授，自稱是「研究中國議題40餘年的老學究」）：總的來說，「和平統一」的「和平」一直是以「力」為基礎，因為自海權時代到冷戰時代，台灣與大陸就從不是兩岸的關係，而是各種力量較量的兩岸關係，所以兩岸的「和平」是中國和外力較量的結果，此種和平是能否轉為促統的「力」，一方面是中、美之間的硬實力對比，另一方面是軟實力的對比。例如，現今美國在軍事、部分科技上仍然領先中國，但經濟上雙方的差距已在縮小中，而中國在若干科技領域，例如5G、量子等方面領先美國。所以川普政府就採取全方位、不擇手段地打壓中國。

從深層去解讀，美國應該是一種對不同文化的焦慮。我們發現美、歐之間，歐洲人因經歷過中國強盛的時代，對中國崛起的焦慮較低，而美國自建國以來，看到的中國一直是一個衰落、備受帝國主義欺凌的國家；因此無法適應中國的快速崛起。加上「霸權」國一向就有較強的排他性。

然而，中國在硬實力方面的崛起，絕非美國或西方國家打壓就可以輕易得逞。但是「力」的另一方面是民族、文化「理性自信」所彰顯的軟實力，從整鱧看，現今中國民族依然缺少民族的「自主性」、文化的「從容感」。比如我們在知識方面，依然表現出「後殖民主義心態」，特別是在社會科學方面，我們的問題意識、理論借鑑、解答範本，以及本土性的議題研究、知識積累，都還欠缺原創性成果和具有影響的傳播。

在本土性方面，我認為中共領導階層從改革開放之後，就注意到這個問題，所以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後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今更推進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裡敘事的底氣，就在於中國崛起的事實。

而今年這場對抗新冠疫情的戰役證明，中國的治理能力在推動國家發展、處理國家重大事故方面，都明顯比西方國家的治理有效，這種優越性絕對不僅表現在領導人的能力和作風上，更是不同政治文化所形成的不同政治制度所致。

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分子應借此東風，超越「五四」先輩，重新省思中華民族的「現代性」，建立「中體西用」的中國人文社科知識體系。

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兩個名稱十分相似，請您說明一下二者之間的差異；另外，您認為有哪些制度是中國特有的制度？

楊：個人以為前者是當年的鄧小平要區隔「社會主義中國」，所以強調「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過了江澤民、胡錦濤接續的努力，此一道路已然形成，而且具體有成，所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習時代中國已經邁向世界「C」位，接近民族的偉大復興，又逢百年未有之巨變，所以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之，他們都是努力推動中國，引領中華民族走出一條有自主特性的普遍性現代化之路。即中國能建立起有自主性的社會主義制度。

中國從鴉片戰爭至今中國的現代化掙扎，常常圍繞著「中體西用」這個觀念打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就是一種「中體西用」，「社會主義中國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身。為什麼不用「中國社會主義化」，是因為如果用社會主義來改造中國，那就是全盤西化，注定不會成功。

中國之前講「有中國特色」，是希望社會主義中有中國元素，但社會主義是「主」，而中國元素是「從」，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主、從異位，而且社會主義已被中國完全吸納了，成為以中國為主，包容、轉化了西方社會主義的積極因素，成為推動中國現代化、而且行之見效的「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被實踐證明了的科學制度體系，具有顯著優勢」，這與歐洲的社會主義福利國家不同。新時代有新的問題，所以習近平提出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新要求，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新目標。

那麼，中國特色如何表現出來呢？還是要從制度的文化依託來敘事，例如歐洲大部分國家也都是社會主義國家，不過歐洲國家的社會主義是以個人主義或基督教文明為基礎，去推動福利政策。這和中國的集體主義和儒家文化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等思想，表現出的政治文化和政府責任並不同，所以西方社會主義福利更多的是救濟政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則是救窮脫貧。

再如西方國家最得意的民主政治，其實是源自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但在現代國家中又不能沒有政府，所以對政府加諸許多限制和防範，以致政府領導者得到權力的「合法性」，但是政府的功能很難發揮，不過，西方存在靈活的經濟體系和獨立自主的社會，所以政府暫時的缺位，國家依舊運行；而中華文化一直視國為家，人民依賴政府一如依賴家庭，所以中國政治重視政府的功能和作用，要求政府是全能型的政府，必須以民為本、為民服務、為民設想，所以中國人重視政治的效果，從而延伸出中國政治制度的設計，如國家的統一，領導人及地方官員、公務人員的選拔、培養等等。

一個民族的政治制度應當呼應自己民族的需要，而不是迎合其他民族的價值，考量一種政治制度的標準在於它的有效性，而非它的普世性。

在和平統一的道路上，過往著重以力反獨、以利惠台，如今必須更著力於以「力」促統，一方面以硬實力逼退外國干預；另一方面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直面兩岸制度的差異，換言之，在兩岸關係中，以軟實力促進和平統一。

紀：從《告台灣同胞書》發布至今已超過40年，請問您怎麼看大陸的和平統一政策？這40年間有什麼樣的變化，又都達成了哪些目標？

楊：依個人淺見，中共的和平統一政策，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再到胡錦濤，以至當今的習近平數代領導人持續的努力，其中最大的成就是創造出兩岸和平及兩岸需求，以至兩岸之間發展出綿密不斷，逐年遞增的交流，和平促成了交流，交流鞏固了和平。但也衍生出繁雜的兩岸事務，增加了政策推動的難度，也縮減了政策的時效性。

從推動「和平統一」的動力來看，鄧、江時代以「談判」為動力，到1990年代兩岸終於開啟了兩岸兩會之間的談判。胡時代「惠台」是主要動力，兩岸三通直航、兩會簽署了23項協議，確實使兩岸進入和平發展新局。但兩岸始終未開啟政治對話，這使得兩岸的政治遲遲得不到正當、合理且必要的定位，兩岸關係也因台灣執政黨易手，增加了政治定位的難度，甚至出現兩岸經濟關係日益緊密，政治關係則日益疏遠，引發大陸對和平統一的焦慮。

習近平時代以「融合」為主要動力，然而又踫上蔡英文政府不承認「九二共識」和新冠疫情的困局，短時期內「和平統一」不可能從對台政策自身的修改、調整，獲得令人滿意，類似「習馬會」的成果，而且，目前台灣內有蔡政府「去中，反中、仇中」的洗腦，外有美國極右政客的支持，「反台獨」在台灣已經是政治不正確的標誌，兩岸關係不僅是政治對立，而且進入社會對立，青年人在網上互懟的危險狀態。

因此，可以誇張地說，目前已經沒有兩岸關係，只有中美關係；沒有對台政策，只有統一政策；沒有台海中線，只有中國主權。最近「海峽論壇」召開，原本有機會凸顯台灣在此複雜格局中存在的意義，結果又敗在工於算計的投機政客、怯於奮進開創的政黨一連串的應對，將原本「三贏」的好牌，變成「三輸」敗局。由是觀之，台灣已逐漸從兩岸關係的玩家，變成兩岸關係永久的夢家（西方橋牌賽局中，參與而不能作為的一方）。作為生活在台灣的統派，面對此一結果，恐怕沒有不感慨萬千的。

紀：面對當前美國川普政府對中國不遺餘力地打壓，台灣當局又全力加以配合，您認為兩岸應如何實現「融合發展」？

楊：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時，日本一開始也很焦慮不安，後來不得不慢慢適應，現在美國對中國崛起焦慮了，可以說是它從二戰後成為世界霸主後的第一次焦慮。

當然美、日的國家體量、發展能量、全球影響力完全不在一個量級，反制中國崛起的力道也大大不同，但中國堅持「內政優先、戰略布局、戰術被動、不興事端、不懼挑釁」的策略。在常態的國際格局下，應該說時間還是對中國有利。所以做好美國抗中的戰略準備，川普的戰術其破在急，以緩御急，可以不殆。

至於台灣自願成為美國「反中」的急先鋒，關鍵也在美國，擒賊先擒王，王弱則眾散，「兩岸融合發展」在兩岸大交流的時期，工作重點在使台灣同胞、台灣社會與大陸融合，大陸也提供了台胞、台青融入大陸社會的機會及制度上的便利性。然而在疫情未退的情況下，上述的作法顯然有困難，大陸應該暢通網上交流的新渠道，不必拘泥於現場。交流的管道必須愈多愈好、愈便捷愈好，留得交流在，不必急著發酵。而且，關鍵在於交流的內容是要追求「融合發展」。

「兩岸融合發展」應該不僅僅是利益的融合發展，而是兩岸社會、人心的融合發展。台灣人民為什麼不願與大陸「融合發展」呢？其實關鍵在制度，台灣同胞在長期的反共教育、美式後殖民的影響下，已徹底被美國洗腦，先驗性地認定美國的就是普世的，所以原本談兩岸「融合」最多止步於經濟、止步於利益。

然而世局巨變，美國知識精英階層已開始反思，特別是美國在防疫、抗疫中的表現，加上種族問題導至社會分裂，美國軟實力的道德形象已經崩壞，制度的普世性也開始消融。反之，中國在防疫上所彰顯的治理效率開始被討論。長期而言，阻礙「融合」的高牆已經開始坍塌，而中國所預示的未來性已開始從生活、從社會逐步建構，這提供了融合的新內容。

換言之，中國大陸有可能代表未來，這對台灣青年具有致命的吸引力。例如台灣青少年現在幾乎沒有人不看抖音，他們談話、聊天幾乎離不開微信。所以，「融合」不在於方法，而取決於內容。以今日中國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我們相信台灣不可能自外於中國，我們也相信台灣不會再次被中國遺棄。

紀：中國崛起固然速度驚人，但台灣內部支持統一的聲音始終不是主流民意，也有很多人擔心兩岸若不盡快統一，台海問題未來更難解決。請問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楊：我們應該自問我們為什麼篤信中國統一？對我而言，兩岸如果不統一，台灣的焦慮無從化解，就像台灣詩人鍾理和所言「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台灣今天最大的問題是人心無法安定；台獨最大的問題是違背地緣戰略的邏輯，去依賴不可靠的霸權。

台灣不可能維持現狀，妄想依附霸權所定義的「現狀」，那是霸權的利益，不是台灣的利益，只要我們回顧一下近數十年的維持現狀就很清楚，妾身未明的台灣，是無法發展的、名實不符的台灣，只能作惡霸的附庸，甚至連附庸都不如。

「統一」是讓台灣回歸地緣戰略的本來位置，讓台灣扮演其在海權時代原來的角色，讓台灣也可扮演未來新陸權時代應該擁有的合理角色。所以中國的再統一，不僅僅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且是台灣在未來全球化角色的再定位。

所以兩岸「統一」是為了大陸，更是為了台灣。「統一」，不是為了「反西方」，因為西方當代文明的確為人類締造了今日世界和可預見的明日世界，但是台灣也不可能反社會主義，因為正是社會主義道路引導了中國大陸現代化進程，社會主義的價值和方法已進入近代中國的價值理念中，形塑出中國人現代性規範，我們更無法反中國傳統，因為那是我們之所以為我們，以及我們唯一可以前往的歸宿。

中國統一是「立足自主、不棄西方、善於綜合」地努力探索，嘗試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依據歷史經驗、中西學理、當代科技及人們未來發展需要，建構出的一套開放而包容的新政治理論，可以與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平等對話，找回屬於中國的話語權，復興中華民族的智慧，重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