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光國，1945年出生於吉林省長春市，三歲時因國共內戰爆發，隨母親逃回台灣。身為台北大稻埕望族後人的他，祖父黃煙篆曾任直系將領孫傳芳的醫生，父親黃子正曾擔任末代皇帝溥儀的御醫14年。

大學就讀台灣大學理學院心理學系、1971年取得台大心理學研究所碩士、1976年取得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學位後，返台任教台大心理學系講師、1981年升任教授，直至2016年退休。另曾任國科會卓越計畫主持人、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以及亞洲社會心理學會會長等。目前為台大終身特聘教授、高雄醫學大學心理系講座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為科學哲學與方法論，致力結合東西文化，以科學哲學為基礎，發展本土社會心理學。著有《民粹亡台論》、《教改錯在哪裡？》、《知識與行動：中華文化傳統的社會心理學詮釋》、《社會科學的理路》、《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證研究》、《反求諸己：現代社會中的修養》、《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中西文明的夾縫》等十多本專書，並在學術期刊發過表中英文論文100多篇。

2004年，聯合學界及文化界人士創辦「民主行動聯盟」，反對陳水扁操弄民粹，造成台灣社會空轉，並針對台灣向美採購6108億元軍備案，發起「反軍購大遊行」。2005年，提出「一中兩憲」主張，倡導兩岸和解共生。2006年組織「全民倒扁行動聯盟」，擔任總召。2016年，與宜蘭大學陳復教授等人創辦「文化中國論壇社」，誓言「重振台灣精神，復興文化中國」。

問：身為社會科學學者，您十分關心公共事務，尤其自2004年起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然而您論政卻不從政，原因為何？

答：這與我獨特的成長經歷有關。我的先人於清朝乾隆年間來台，世居迪化街，我是第7代福佬人，而家父黃子正畢業於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即台大醫學院前身）。1932年溥儀在東北建立滿洲國，想找一位醫生，當時日本人不准他用中國醫生，他自己又怕日本人害他，不敢找日本醫生，經人推薦下，找上家父，於是家父在30歲那年赴吉林長春，擔任溥儀御醫14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騙溥儀去東京接受保護，實則送交蘇聯，連帶我父親亦被送往西伯利亞伯力城集中營。所以，我1945年11月在長春出生時，父親並未見過我。那時長輩以為日本戰敗，國家恢復太平，為我取名「光國」，這個「國」是「中國」。後來因國共內戰，我隨母親及兩位姊姊從東北逃到北京，再到上海等船，總共花了半年時間，才回到台灣。

而我父親在伯力城集中營被關了5年後，又被移交給中共，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關了7年。家父不是軍人，也不是官員，1957年經中共最高檢查署裁定免起訴，並安排至遼寧鐵嶺勞改醫院擔任醫生，兩年後逝世。

家父一生的不幸遭遇，讓我想深入了解中國近代史，並想以行動改變台灣人的命運，但同時也讓我對政治戒慎恐懼，堅持論政不從政。

問：由您的著作可知，您十分專注在現代化問題，請您談一下您的體驗與研究心得。

答：我從寫碩士論文時就開始探討中國的現代化問題，發現研究這方面的學者幾乎都「被自己困住，走不出去」。1983年，我和幾位台灣學者與大陸費孝通帶領的大陸學者，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之後每兩年一次，共辦了20年，我曾與會5次，但對現代化問題仍是無解。我認為問題出在「五四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主義、反傳統主義。事實上，當時的人根本未透徹瞭解什麼是科學，又一味地想打倒傳統，但傳統不可能全是壞的、不可能被打倒；而大家也沒搞清楚什麼是中國傳統文化。後來國民黨的菁英力主學習英、美議會政治，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則埋頭學習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結果兩岸都出現「自我殖民」的現象，台灣的學界尤甚。

鑑於此，我無論研究或教學，都從科學哲學及建構理論著手，因為科學哲學是所有學問、科學的根源與基礎，這就是為什麼所有的博士學位，都叫哲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 簡稱Ph.D.)的原因。同樣的，我們整理中國傳統文化，也要以科學作基礎。我從1995年起就開始為儒家、道家、法家、兵家、佛家，乃至仁義禮智信，建構理論，深感其各有價值，其中，儒家是建立所有社會科學的根本，最重要，也最具世界性。

我的方法學在兩岸學術界具有獨創性，也愈來愈受到大陸方面的重視，天津南開等大學再三來邀約講學。尤其，中美貿易戰持續了這麼久，讓我們大家都覺醒，必須要有文化自信，中國再怎麼現代化，也不會成為西方國家的一員，中國還是中國。

我陸續出了《儒家關係主義：文化反思與理論重建》、《社會科學的理路》、《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與發展》等書；最近劍橋大學出版社將出版我的一本英文小書，中譯為《含攝文化的理論：一種知識論的策略》，闡述如何用科學來建構東方的理論，使之成為知識論的策略。我做這些嚐試，最終還是希望，中國人能超脫美歐中心主義，構築整套社會科學理論，以抵擋、抗衡西方人的理論，至少要能和西方人辯論。

問：您怎麼看待兩岸關係，您覺得怎麼做，才是解決兩岸問題的最佳路線？

答：我一向認為，兩岸不是政治問題，而是文化問題。習近平多次表示，沒有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他在兩岸問題上強調，我們追求的國家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2019年1月2日，習近平提出的第五點主張就是「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他說「中華文化是兩岸同胞心靈的根脈和歸屬」、「兩岸同胞要共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其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我認為這是很正確的方向，因為兩岸人民如不能心靈契合，就不可能統一，要達到心靈契合，就要先在中國文化上統一。

中國歷史上有三次民族大遷徙，五胡亂華、北宋南遷、國民政府遷台，都是從北方跑到南方，後來南方都成了文化中心。我心裡有三個中國，政治的中國，中樞在北京，當前全世界都跟它打交道；經濟的中國，1970、80年代在台灣，現在則在長江三角洲、大灣區，台灣已比不上了；文化的中國，其中心原本應該在台灣，但政客不會用，反而要「去中國化」，推動文化台獨，至為可惜。因此，我主張兩岸應共建文化中國，也贊成兩岸「共用史料，共寫歷史」，那是兩岸人民心靈溝通的起點。

現階段這個主張似乎不太有吸引力，然而，在中美的文明對抗中，蔡英文引領台灣跟美國站在同一邊，讓台灣走進了夾縫、絕境，日後很可能四處碰壁，無路可走，到那個時候台灣就不得不轉彎了。

再看看今天的香港，竟還如此崇拜英美、西方，其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去殖民化」，整個香港依舊在殖民地體系中。因之，解決台灣問題和香港問題，都是在解決歷史遺留的問題，兩地無法走出「自我殖民」的困境，是因為歷史問題未解決。這反而益發彰顯「心靈契合」、共建文化中國，是唯一的出路。

問：您曾提出以「一中兩憲」方案來解決兩岸困局，請問該理念的核心內容為何？是否可行？

答：我知道一個國家之內只能存在一部憲法，所以，如果說「一國兩憲」便是矛盾不通的概念。但「一中兩憲」只是在描述當前海峽兩岸客觀的政治現實。自從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以後，台灣在國際公法上的地位，是一個「處於內戰局面的既成事實的地方政府」，是一個有限制地位的政府，它雖然能與外國簽署條約，也能履行若干國際責任和義務，但它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不過，大陸方面既然願意藉著平等協商實現和平統一，我認為兩岸雙方可以「一中兩憲」的原則作為基礎，以「對等的政治實體」地位，展開平等協商，唯有如此，才能解除許多台灣民眾以為「談判即是投降」，「協商就會被吃掉」的疑慮。

當然，「一中兩憲」仍有不少現實問題要面對：例如台灣人願不願意接受「一個中國」？又例如大陸願不願意以「一中兩憲」破解兩岸僵局？我並不反對「一國兩制」，只是認為「一中兩憲」是一條「新中間路線」，可能較能為台灣民眾所接受。

問：2020大選即至，您認為選舉結果會對台灣及兩岸關係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答：蔡英文三年多來，搞民粹、反中、設「東廠」、空汙和能源問題嚴重、操作「芒果乾」，再加上她親美、親日，在各個領域全面施行「去中國化」，把台灣搞得一塌糊塗。

如蔡英文連任，台灣經濟會越來越困難，軍事上美國又會敲詐我們買一堆無用的軍火，不過，我相信等到台灣更進一步陷入困境時，蔡英文也不得不改變其政策。如果韓國瑜當選，台灣社會應該不會像現在這麼緊繃，兩岸關係也比較有走向融合發展的條件。不過，依據過去的經驗，我們對國民黨執政也不能抱持太樂觀的態度，最重要的是，關心台灣前途的人要加緊努力。

我最希望看到的是，兩岸學術及文化界能攜手合作，重新建構文化中國，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整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華文化傳統，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逐步達成「習五點」中所強調的心靈契合，這才能對西方侵略文化築起真正的高牆，也才能逐步實現兩岸和平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