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曉波是台大同學，他比我低一屆，他在文學院，我在理學院，只有在演講會和(劉容生教授創辦的)台大學生刊物《新希望》集會上見過幾次，印象中他很喜歡打抱不平。

我在高中時就幫著父親校對他辦的刊物《世界評論》。1963年《中華雜誌》創刊，我仍然幫忙校對。我跟第一代的《中華》同仁，如錢江潮、徐高阮、張益弘、張化民、蔡天進等幾位先生比較熟。1967年去美國讀書，到我1993年回國定居前中間很少回來。所以跟《中華》後期的朋友，如毛鑄倫、陳映真、尉天驄、姜新立、繆寄虎、福蜀濤等，都是先在雜誌上拜讀他們的文章，後來才逐漸認識的。

1970年11月《中華》刊登王順、茅漢（曉波大學時代就開始用該筆名）合輯的〈保衛釣魚台〉；文章一開始引用〈「五四」運動宣言〉中的：「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這篇文章和這兩句話驚醒了我這個夢中人，在其他因緣際會下，我在美國參加了保釣運動。2002年我再度投入台灣的保釣運動，一直到現在。

《中華》1993年12月停刊，我回國後因工作需要經常加班，很少有機會跟曉波、鑄倫等碰面。2002年我加入中國統一聯盟後，才常常在會議上或街頭抗議時看到曉波、鑄倫，聽到他們兩位一些宏論和高見。

我知道曉波研究法家思想，有一次偶而重讀《韓非子》後，剛好碰到他，我跟他提到：用現在的術語來說，法家思想是不是可以稱為政治經濟學？他想了一下，不置可否。

有關毛鑄倫，母親在世時總稱讚他為人厚道，給我印象深刻。我相信一方面是鑄倫用四川話跟她交談；另一方面，我父親性格比較固執，我聽過鑄倫幾次替父親解釋，安慰母親。父親過世後，每年端午節(父親生日)我都會收到鑄倫的電郵。他總是先提到他對父親的懷念；然後要我在祭祀的時候代他說幾句話。父親剛過世那幾年，鑄倫在清明節前幾天也都會來信，要我上靈骨塔時，代他鞠躬。

這些年來，鑄倫有時會把他的文章寄給我，我都會表示一些淺見，請他指正，也請他同意我把他的宏論轉載到我的部落格上。從我在《中華》讀他的文章起，他一直說理清晰，憂國憂民之情，孤臣孽子之心躍然紙上，幾十年如一日。

(作者係老保釣、胡秋原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