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舊課綱到新課綱，出自《左傳》的〈燭之武退秦師〉都是高中教材的必選古文，而編者也都提示讀者：〈燭之武退秦師〉文打破了「弱國無外交」的慣性認知。其實就文章藝術來看，〈燭〉文不愧「簡明傳神」的稱譽；但就地緣政治和歷史發展來看，所謂打破「弱國無外交」的說法，恐怕是對〈燭〉文的誤讀或偏見。

從背景局勢到全文焦點

〈燭〉文以「晉侯、秦伯圍鄭」落筆，開篇即集中指出故事的時空背景。背景先條分為「張」，也就是「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從開篇至此五句話，用字緊湊逼仄，突出地表現為不容分說的形勢張力。其後為「弛」：經過佚之狐舉燭、燭之武婉辭、鄭文公罪己，終成挽救危亡的共識，令人產生解放了窒息感的期待。

總的來說，〈燭〉文的敘事章法是以背景烘托焦點，即在秦晉圍鄭這個背景中安排伏筆，如秦晉矛盾和鄭人反應等。再歸納成燭之武縋城而出，為燭之武說退秦師埋設了必要的鋪墊。

燭之武的辯詞是以「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為切入點的，這就開通了來勢洶洶卻又不明就裡的秦伯的視聽。說秦伯不明就裡，是由於圍鄭的原因，或因鄭文公曾失禮於重耳，或因鄭文公搖擺於晉楚之間，都與秦無干，後者卻興師來當幫襯。但燭之武洞悉秦晉矛盾，且選擇以「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作為出人意表的起手式，而不是阻卻，也不是求饒。這就讓懷有懸念的秦伯對燭之武另眼相待，而燭之武也藉此展開縱橫遊說的主體。

遊說的主體分三個層次

首先正說亡鄭不利秦，再順著切入點─亡鄭的邏輯而下，帶出「越國以鄙遠」的思考，導出「亡鄭以陪鄰」的疑問，做出「鄰之厚，君之薄也」的論斷，正面展示了順理成章的雄辯詞色。

接著反說舍鄭無害秦：有了第一層不利秦的說詞為鋪墊，再從反面道出有利秦的設想─其實質就是供出鄭願做秦的附庸，只求秦為鄭張開一把保護傘；而燭之武向秦伯交出這張投名狀之前，必然是經過鄭文公授權的。其原因，自是燭之武明白春秋爭霸的大勢：「選邊站」成為鄭的生存條件，而鄭文公也願意當個識時務者。

通過正反說解，著眼於「利」的的辯證，然後燭之武剖析亡鄭之「害」，其實就是分化秦晉聯盟。其中，「朝濟而夕設版焉」一事，是晉侯重耳同父異母的兄弟夷吾所做；兩兄弟都經受秦伯扶立之恩，但過河拆橋並非重耳所為。燭之武移花接木，無非是為了挑撥秦晉之好，秦伯未必不察。但秦伯真正在意「闕秦以利晉」這件事，這是春秋爭霸的雄主們所共同在意的一類大事；燭之武也是心知肚明，因此他將「闕秦以利晉」作為整個遊說的定調與結論。

從地緣關係來看，秦欲東向爭霸，首先要面對的勁敵正是晉。而南方有楚來消耗晉，再在晉的東方安插了鄭，加上秦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晉的西面壓力。如此一來，使晉腹背受敵無疑是最好的戰略布局。燭之武的遊說適時地掀開這張戰略藍圖，因此，「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從鄭文公的立場來看，這是燭之武說退秦師的第一個成果。由於這個成果，使得晉師亦退，鄭文公轉危為安，為燭之武退秦師的成果加碼。

秦伯背棄同盟，引起晉大夫子犯的不滿，「子犯請擊之」為情節再生波瀾，是為一「張」；晉侯盱衡全局，認為打擊秦師是「不仁」、「不知」、「不武」，而決定還師，是為一「弛」：秦師退與晉師亦退是因果關係，晉君臣對秦的態度則是先張後弛。

以歷史領略弱國無外交

從「天下中國」的歷史視野來看，東周諸侯與後來的歐洲列國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中國東周時期不是西方意義的「國際社會」。後者強調各國的主權，而沒有政治名分上的共主；且歐洲近代以來的各民族國家，也無法和東周「被稱為諸夏的同一個中國民族」相類比。

然而，春秋霸主的出現卻是因為周王室衰弱使然。自平王東遷後約一百年間，中原弱小而動盪，其中鄭與宋的敵對是主因之一，而鄭又與周王室發生利害衝突，使王室共主的威信更加低落。更糟的是，由於位置居中卻地小人少，反而使鄭處在包圍圈中而無法強大。這時候的中國，竟陷入類似現代歐洲的地緣政治格局：即學者張文木指出的中間國家碎小，而四周國家較大，國家眾多且呈現對稱型分布(俄羅斯除外)。反觀中國，諸夏中心地帶如鄭、衛、宋、陳、蔡等，與狹小的周王畿共同被齊、楚、秦、晉等邊區大戶包覆起來，正是中原板蕩而諸侯尾大的格局。

既然周王室難以維持諸侯間的秩序，便由強大而獲得公認的霸主來擔起這個責任；誰被最多的中原諸夏所親附擁戴，誰便是霸主。「尊王攘夷」的力量是向心的，而不是離心的，錢穆因而評價春秋時代的霸主：「在政治名分上，雖不如西周王室之尊嚴；但在政治事業的實際貢獻上，則較西周王室更偉大。」正是從這樣的視野來看，錢穆才高度肯定齊桓公和宋襄公優禮逃難中的重耳，推崇他們是有志團結諸夏的霸主；而批評不禮遇重耳的曹、衛、鄭，是目光短淺、唯力是從者。

中國的地理和人文決定了崇高而強大的中央集權成為必然規律，歷代的政治統一不斷自證這個時間函數。鄭是公主的位子丫環的命，它北邊有晉，西方有秦，南邊是楚，稍遠的東方還有齊，事大主義成為它的生存之道，卻無法改變它悲催的命運。何況當時，鄭事誰，誰就倒楣。比如鄭事齊時，引發齊、楚衝突；後事楚，引發楚、宋泓之戰；「燭之武退秦師」之後，又引發秦、晉決裂。這固然不能說是鄭能左右諸侯爭霸；但卻可以說，鄭既是個霸主政治的悲劇，又是顆地緣政治的災星。

棋子的終局

說來說去，「弱國無外交」並非虛言，何況鄭以「弱國」而位居諸夏中心？齊、楚、秦禮遇重耳，都是基於大國或霸主的戰略思維，與鄭文公不是同一個級別。鄭文公(姬踕)先事齊、後事秦，都是以甘當大國棋子為投名狀。儘管鄭文公明白自己是活在霸主世紀，而在外交上勤於會盟以謀自保，但地緣政治和中國歷史的規律，無法服從於他的意志。   

燭之武說退秦師後，反而讓秦、晉更加警覺鄭的戰略價值，從而著手布局這個必爭之地。所以晉侯「亦去之」的條件，就是要求鄭文公封立出奔於晉的公子蘭為太子，才肯訂盟撤兵。而姬蘭當時已是順服於重耳的晉大夫，這等於是將鄭安排為晉的附屬。鄭文公新喪，秦伯利令智昏，不聽蹇叔苦勸而竟「越國以襲遠」。燭之武忽悠秦伯東進，以遂秦晉捉對廝殺的盤算，至此兌現：晉人敗秦師於殽。然而，秦伯痛定思痛，由急於東進轉而西向稱霸，並基於華夏地緣政治的特性，而採取聯楚制晉的上策─將燭之武誘發的秦晉東西向爭霸軸線，扭轉為晉楚南北向爭霸軸線。此後晉楚互掐，秦人則坐觀虎鬥，伺機待發；而夾處其間的鄭，依然還是那個悲催的命。

事實上，「鋌而走險」一直是鄭實踐事大主義的路數。西元前600年，楚莊王伐鄭。鄭襄公(姬蘭之子姬堅)在晉師的救援下，居然「敗楚師於柳棼」，鄭人大喜，只有襄公的弟弟子良清醒地認識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次年春，楚莊王北上圍鄭，鄭襄公演出肉袒牽羊的歷史劇，子良質押於楚，才給鄭化險為夷。但同年夏，晉師南下援鄭，鄭再度「鋌而走險」，竟然唆使晉軍攻楚。這還是30多年前燭之武誘發秦晉捉對廝殺的翻版，差別只是由東西向改為南北向，而誘發的對象變成晉楚罷了。

西元前595年，為了清算邲之戰這筆帳，晉景公興師伐鄭。以後，就是晉楚反覆伐鄭，鄭則朝晉暮楚的反覆演出，直到西元前375年，鄭為三晉的韓所滅。作為四方廝殺的中心，最終的輸家何嘗不是鄭？而最終的贏家，卻是當初暫時退出中原霸局的秦。綜觀春秋諸侯這局棋，鄭實未嘗作過「棋手」。

(作者係高中國文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