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5日，蔡文甫先生在台大醫院過世，享耆壽95歲。翌日消息傳出，藝文界同聲哀悼，不止媒體大幅報導，各社群網站也紛紛貼文致哀，悼念一代出版人就此遠離人世。

1926年，蔡文甫於江蘇鹽城出生，1949年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孑然一身，靠苦讀自學離開軍職，轉進教育界，擔任中小學教師。因喜歡文學、參加寫作班，認識王鼎鈞等好友，開始向報刊雜誌社投稿，因而走上創作之路，再轉進新聞界，長期擔任《中華日報》副刊主編，工作之餘仍不忘寫作。

蔡文甫創辦九歌出版社

1963年，他出版首部小說《解凍的時候》，此後20年間陸續出版了20多部著作，在文壇頗有口碑。他兩度獲「金鼎獎」副刊主編獎、優良圖書金鼎獎、中山文藝創作獎、中國文藝協會獎章。集作家、編輯、出版家、企業家於一身，因而在2005年獲得新聞局頒發金鼎獎「特別貢獻獎」，表彰他在文壇的功績。如今他以95歲的松鶴之齡辭世，當可含笑九泉，無愧此生。

儘管他在報界和創作領域都有傑出的表現，可是他最為世人稱道的事蹟，以及對台灣文化界的貢獻，卻是在出版事業上。

1978年7月，蔡文甫創辦了「九歌出版社」，為當時蓄勢待發的文學界，注入一股充沛的動能。旗下名家輩出，出版的叢書本本暢銷，培養了廣大的文學愛好者，不僅提升了國人的閱讀風氣，也激盪出台灣文學波浪壯闊的美好年代。

一齊見證出版界的榮景

我有幸認識這樣一位前輩，在長達35年的交往過程中，與他一起見證了台灣出版界的榮景，以及盛極而衰的時代趨勢下，身為出版人的落寞與風骨。

1978年10月我從軍中退伍，進入《中國時報》工作。那時「九歌」剛成立三個月。我進報社不久，就以〈黑色的部落〉一文得到第一屆「時報文學獎」的報導文學推薦獎。各方邀稿不斷，當然也包括蔡先生主持的華副和九歌。那時正是我創作力最旺盛的時候，三年間陸續出版了五本書，但直到1983年1月，我赴美讀書的前夕，我的第九本書〈台灣社會檔案〉」，才由九歌出版，為我日後與它的長期合作踏出了第一步。

我在威大研究所唸了兩年，雖然課業繁重，仍不忘寫作。兩年下來累積了十多萬字，已足夠出版一本書，當時就希望能交由九歌出版，以回報蔡先生對我的厚愛。

1985年我返台不久，中央日報國際版改組，邀請我擔任海外副刊主編。1986年6月，洛杉磯「美西華人學會」舉辦了一場研討會，邀請台灣的副刊主編與海外作家座談，我和蔡先生及其他副刊三位主編同時受邀參加。

我和蔡先生搭同一班機前往，抵達機場後才發現我的行李箱被誤放，第二天才能運到，令我措手不及，狼狽不堪。幸好蔡先生將他多帶的襯衫和領帶借給我，才得以衣冠整齊地出席第二天的研討會。

有了這次的患難之交，我和蔡先生的關係大有進展，1987年，我旅美時所寫的散文集《流轉》即如願地由九歌出版。以後十年間陸續完成十本著作，其中有六本散文集都由九歌出版。

每隔一段時間，發表的作品累積到出書量時，我便會拿著整理好的剪報，拿去給蔡先生看。他通常只翻閱一下，便交由總編輯陳素芳處理，二人便天南地北的聊起來。我離去時內心總是充滿了喜悅，因為又有一本新書要出版了，那就是蔡先生對我最大的鼓勵。

2010年，我的散文集《虎尾溪的浮光》完稿時，出版界已開始走下坡，文學類的書籍要出版更是困難重重，可是蔡先生二話不說，還是爽快地接受了，成了我在九歌出版的最後一本書。不久即傳出他身體違和，出版事業已移交給第二代經營。我雖然關心，因沒有特別急迫的事，也不方便再去打擾他，就這麼靜悄悄地過了好些年。

九歌曾是文青的最愛

我最後一次和他見面，是在2016年11月，那時他已臥病多年，幾乎與外界隔絕，我特別請素芳安排，才得以到出版社探望他。他坐著輪椅，由看護推著進到他原來的辦公室，二人四目相接的那瞬間，彼此都有些激動。

他顯得蒼老而憔悴，與過去充滿朝氣活力，元氣淋漓的形像相較，我一時還無法面對。在素芳貼心的安排下，我和他「筆談」了十來分鐘，接著又請素芳為我們拍照留念。他顯得十分開心，滿臉笑容，但因體力不濟，無法久坐，不久便由看護推上樓休息。

臨要離去時，我再度環視那個我所熟悉的辦公室，牆壁的書架上那整排的綠色書背，曾是九歌最醒目的標誌，也是文青的最愛，如今在市場上卻是有些寂寞了。走出大門時，我特別回頭再望一眼，九歌絕唱，大音希聲，他走了之後，這條我經常出入的巷子，也成了我和蔡先生的文學因緣路上最後一里路了。

(作者係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