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香港基本法第23條，香港立法機關本來就有制定國安條例的權力和義務，在去年香港社會爆發史上最長的社會動亂之後，北京繞過香港特區政府，直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法律，然後再由香港政府依法執行，這是一個負責任的作為，它是一種義務，不只是權力的概念。

日前媒體問我：「為何中國大陸選在全球對抗新冠疫情時，對香港制定國家安全法？」我的回答是，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香港國安法，維護香港的社會秩序和整體國家安全，應該是「必然的」。

不得不然也不能再拖

香港立法機關本來就有制定國安條例的權力和義務，而且去年香港社會爆發了史上最長、最久的社會動亂，要維持社會秩序，就必須立國安法。所以北京政府在顧慮到香港的現況後，決定繞過香港特區政府，直接由中央政府制定法律，這是作為一個負責任政府必須的作為，它是一種義務，不完全只是權力的概念。

至於為何選在2020年5月底的兩會期間動手，這恐怕得由北京當局回答才比較靠譜，我個人的理解是，就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擾動，造成今年的兩會延後到5月底，而因為只有全國人大才有權處理香港的國安法問題，因此如果5月22日不處理，那就得等到明年兩會才能處理。顯然這不是北京方面可以接受的，因此就只能選在疫情仍舊肆虐期間，公布制定香港國安法。

再者，全國人大處理後，後面還有一連串的立法具體工作要進行，這都需要時間，香港執法機關（或是全國機關）要擁有一部可以使用的法律依據，恐怕還要一點時間，等待期間將會是香港要承擔的風險期。

台灣年輕人不了解歷史

當這段訪談被摘要播出後，我遇上一些學生和同事的質疑，他們主要不理解的是，為何我說這是「必然」？難不成香港就應該被北京用國安法「宰制」？其中一位學生還說到哽咽。

看到這種場景，讓我的思緒一下子飛到1840年代。我彷彿看到一群留著「豬尾巴」的年輕廣東人，在知道他們被連人帶地割給「洋鬼子」時那幅哭天搶地的場景，他們那時的恐懼、無奈，恐怕比我眼前的學生要更大、更嚴重。

因此我決定寫一篇有關香港前景的文章，把我的看法較完整地呈現，以供讀者去思考台灣的前景，畢竟台灣與香港都曾是殖民地，至今都還帶有一些殖民遺緒，雖說兩者的近代發展軌跡不完全一樣，但今日的處境多少有雷同之處，這就難怪香港一有狀況，台北就會跟著打噴嚏。仔細理解香港問題，對預測台灣未來的發展，應有一定作用。

20世紀香港騰飛是必然

香港島是在1842年南京條約中，被當成戰敗賠償，無條件永久割讓給英國；1860年清廷再敗，永久割讓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區域；1898年英國再度要求租借深圳河以南區域，租期99年。這就形成了所謂的香港。

19世紀的香港，成了英國帝國主義在亞洲，尤其是中國利益的前進基地，所以當香港被割讓出去時，它當然要為大英帝國的利益服務。香港雖不能說是大英帝國最重要的海外殖民地，但絕對具有不可取代的戰略地位，所以英國在擁有香港主權的155年期間，一直很努力地保有這個殖民地，即便二戰後英國國力大不如前，中國在二戰後反倒成為世界五強之一，英國仍想盡辦法，寧願得罪美國，都要成為西方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這當然是為了繼續保有香港。

20世紀雖然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英國和中國都無可倖免地捲入戰火，可是香港卻在20世紀成為亞洲地區重要的城市，而且香港的特殊性，不是其他城市可比擬的。

香港雖然是英國的殖民地，但她服務的對象卻擴及所有西方國家，二戰後更成為英、美兩個盟國掌控亞洲的基地。1940年之後，香港的重要性已不僅僅是19世紀時的商業港口功能，她還成為亞洲國際政治交手的場域，1970年之後她更發展成為亞洲的最大金融中心，具有全球商業、戰略利益國家的資金幾乎都集中在此，與歐洲的倫敦、美國的紐約，形成世界三大金融中心。

香港這樣的地位其實在19世紀就已經註定了，因為當時是英國日不落國的巔峰，而20世紀，尤其是後半個世紀，是美國國力達到顛峰的50年，這兩個強國在巔峰時期的亞洲利益，全都仰賴香港作為運營中心，香港發展成重要城市是功能上的必然性。

港人習於首席華人地位

在這種情勢下生活的香港人，雖然大多數是在香港社會討生活的「苦力」，或工薪階級，但比起終身面對黃土，背對天的農民，或收入極其微薄的勞動階級，他們總是好上一層。比起其他的亞洲人，特別是華人，香港人算是上等華人。何況在香港這樣的類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有些華人有機會可以成為買辦階級，發展出個人財富，這類人更代表著成功的華人。

久而久之，不自主的，香港人養成了優勢華人的自我認知，這種定位、認知，形塑了他們與內地華人的互動模式。因為他們較高的經濟收入，讓他們養成了優越感，也因為有較高的教育水平，他們鄙視文明層次較低的其他華人，香港人自視是一群與其他華人不一樣的華人。

回歸和中國崛起改變香港

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香港走入另一個階段。其實從1984年中英發表聯合聲明至1997年間，港人極其惶恐不安，特別是白領中產階級，由於對未來的不確定和不安全感，不少人選擇移民其他國家。

可是1997年之後，中共中央所承諾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馬照跑、舞照跳」獲得實現，部分外移人口逐漸返港。在過去的20年裡，香港固然還是過去的香港，但是中國內地卻已不再是過去的「大圈」，中國崛起了，而且比較起來，不但不比香港差，甚至一部分大陸人比香港人更富裕，不少港人的生計要靠大陸人支撐，這種對比關係讓不少港人非常不習慣，其心裡感受極為複雜。

香港人期待出現奶媽政府

今天的香港經濟情況固然保持得不錯，但過去20多年香港的貧富差距卻更加惡化，這固然是全球化下各國的共通問題，但香港的情況特別嚴峻，原有的大量中產階級漸漸消失，市民希望政府釋放更多公共福利和小確幸補助，期待政府扮演奶媽的角色，做一個「奶媽政府」(Nany Government)，可是，偏偏在中國政治文化裡，政府習慣性地扮演「父權政府」(Patriarchate Government)的角色，這就形成了期待落差的問題。

此時再加上外國勢力躲在一些公民團體的背後，操作政治行動，這就更強化了港府父權的色彩和作為，最後終於形成嚴重的警民對抗和失控的群眾運動。

加強秩序和改變社會生態

面對這種特色和現況的香港，要如何有效治理香港，讓香港脫胎換骨，繼續下一個100年的發展，這將是港府和中央政府共同面對、亟需克服的課題。

要治理好香港，必須先恢復她過去的政治穩定。香港開埠以來，一直是華人社會裡政治最穩定的區域，這當然造就了香港的繁華。所以要香港繼續繁華，就必須找回政治安定，而要找回這份安定就需要有可以用的工具，香港國安法就是這個工具。

其次，香港必須迴避成為東西方爭霸的場域。從過去的經驗可知，香港一旦淪為中美爭霸的戰場，那就必然會搞政治掛帥那一套鬥爭邏輯，香港也就毀了。另外，必須讓香港的社會生態有所改變，若有對港府不滿想離開者無須強留，這批人走了反而可以讓香港騰出空間，注入一批新的科技人、文化人，這對香港的長遠發展將是正面且有必要的。

基於以上的邏輯，我的結論是：香港的改變是必然的，那是過去將近180年的積累，也是近30年的世界改變造成的。香港回歸中國已經23年，確實會蓄積出改變的壓力，而改變必然會有陣痛，「未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

(作者係師範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