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內需消費不振其來有自，政府不對症下藥，積極改善薪資結構、提升薪資水準，並思改善兩岸關係及提升觀光品質，卻試圖以急功近利的撤錢補助政策挽救傾頹的觀光及消費，恐是徒勞無功。 農曆年剛過，今年適逢金豬年，芸芸眾生祈求諸（豬）事大吉，財源廣進；但一向神準的南鯤鯓代天府竟357年來首度抽不出國運籤，是否意謂國運及景氣不佳，引人遐思？ 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於1月21日公布2018年的經濟成長率為6.6%，創下28年新低紀錄。據行政院主計處估計，中國大陸GDP降1%，台灣GDP將下降0.2%。台灣去年12月接單急跌逾一成，其中來自大陸及香港的訂單金額劇減10.3%，為2016年5月以來最大跌幅，以電子產品及機械產品減少最多。緊接著，台灣經濟研究院於1月25日公布2019台灣經濟成長率 (GDP) 最新預測值為2.12%，較11月預測微幅下修0.08%；主計處則於2月13日二度下修2019年經濟成長2.27%，較先前預測數據下修0.14%；除出口因素外，內需消費僅持平、美中貿易戰晦暗不明、政經情勢紛擾不斷是下調主因。…

2月1日，德、法、英三國發布聯合聲明，推出歐洲商業結算機制INSTEX SAS系統，用以取代美國獨擅全球的SWIFT系統後，美元危機更形具體化。2019下半年或更早，就將是美元霸權正式陷入「王者崩壞」危機的開始。 誰來繼承金融貨幣霸權 進入2019年，美國的金融世界霸權地位遭到結構性的撼動與衝擊。而未來究竟可以接替美元地位的會是人民幣，還是歐元，正受到全球的矚目。 美元地位遭到大挑戰，起自於2013年「石油人民幣」的崛升與擴張，以及川普高壓制裁伊朗，因而衍生CIPS（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以及歐洲發動INSTEX（歐洲商業結算機制）取代SWIFT系統。…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市、江門市、肇慶市（以下稱珠三角九市），總面積5.6萬平方公里，2017年底總人口約7,000萬人，2017年大灣區經濟總量約10兆元人民幣。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規劃近期至2022年，遠期展望到2035年。 空間布局方面：發揮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門－珠海強強聯合的引領帶動作用；以高速鐵路、城際鐵路和高等級公路為主體的快速交通網絡與港口群和機場群，構建區域經濟發展軸帶，形成主要城市間高效連接的網路化空間格局；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支持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等城市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增強城市綜合實力。 科創方面：推進「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建設，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大資料中心和國際化創新平台；向港澳有序開放國家在廣東建設布局的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和大型科研儀器，支援粵港澳有關機構積極參與國家科技計畫；允許香港、澳門符合條件的高校、科研機構申請內地科技項目，並按規定在內地及港澳使用相關資金。 基礎設施方面：支持香港機場第三跑道建設和澳門機場改擴建，實施廣州、深圳等機場改擴建，開展廣州新機場前期研究工作，研究建設一批支線機場和通用機場；構建以高速鐵路、城際鐵路和高等級公路為主體的城際快速交通網絡，力爭實現大灣區主要城市間1小時通達；推動珠三角無線寬頻城市群建設，實現免費高速無線局域網在大灣區熱點區域和重點交通線路全覆蓋；推動降低粵港澳手機長途和漫遊費，並研究取消粵港澳手機長途和漫遊費。…

二二八事件發生迄今超過70年，台灣的社會與政治環境已大幅改變，各方對事件的論述不斷進行調整。相關當事人、目擊者甚至研究學者們，對事件的認知有落差，其論述也因時、因地、因立場而有所改變。 姑且不論事件的經過，最終以軍隊鎮壓群眾來收拾殘局，讓國民黨臉上無光，不願多談此事；戒嚴之後，社會環境肅殺，情治單位嚴格監控，自然也不允許公開討論此議題。二二八平反運動更挾帶省籍隔閡與本土悲情，歷史傷痕與受難家屬的血淚，一直是反對黨崛起的最大政治資本。 二二八事件的相關研究中，口述歷史占極重要成分，主要是因為官方文獻及檔案被認為是加害者的紀錄，部分不太為學者接受。台灣學者陳翠蓮說過，「戒嚴時期，統治者試圖抹滅民眾的歷史記憶，與二二八有關的記述無法在公開場合出現，因此想瞭解二二八事件只能由回憶錄、傳記或者小品中濾出線索。」 一般而言，檔案為第一手史料，最為重要；包含口述歷史在內的回憶性資料當然亦有價值，但受訪者所知難免片面、局部、主觀，又易受個人因素及環境氛圍影響。現今二二八口述歷史的問題，可大致分為四點。 訪談對象集中於受難者…

說到台灣人的皇民化，這是一個籠統而不正確的說法，因為日本統治50年後，被皇民化的只有少數人，即如李登輝、蔡潔生(蔡英文的老爸)那一代當時的年輕人而已。 台獨史觀的開山祖師爺史明，親身經歷過228的「革命起義」後，覺察出他自己這一代與父祖輩的台灣人，在國家民族的認同上，有著截然分明的差距。史明發現，台灣人對228「大革命」之所以沒有群起響應，主要原因在於年長的台灣人依舊懷有中國情結，而未加入「打阿山」的「228革命起義」，導致年輕人勢單力孤，最終失敗。史明因此說老一輩的台灣人「死硬地拘泥著已成歷史木乃伊的血統關係，曲意畫成中國為祖國的幻想，並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台灣作家黃春明曾敘述，當他小時從收音機聽到日本天皇的玉音宣布日本戰敗時，阿爸當場傷心的哭了起來，黃春明的袓父很不解地問阿爸：「是我們打贏了，你哭甚麼？」兩代人的國家觀念已是全然相反。 總的說來，許多台灣青年的祖國觀念薄弱無根，不少人對日本戰敗感到如喪考妣，光復時熱情歡迎祖國的大多為台灣老一輩的人。 台韓對日本殖民認知不同…

2018年歲末的山東行，讓身為台灣抗日志士的後代，實地看到了抗日運動的源頭。作者無論走訪濟南，或威海衛、劉公島的營區，都不禁想起家族參與抗日的艱辛歷史。 濟南慘案及歷史烙印 抵達濟南，就想起從小家母黃素貞敘述「濟南慘案」對她的衝擊。那時母親是初中生，隨著原籍台灣北部汐止人的外祖父母，全家旅居福州，以販售汐止生產的茶業為生。外祖父母當時算是台灣日據時代旅居福州的「日僑」，但外祖父受孫中山同盟會的感召，平時經常參與同盟會旳演講並定時捐款，同時也希望子女能在大陸受中文教育，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母親常說，她在學校時知道幾個同學是台灣人，但彼此不敢相認，更不敢講台語（閩南語）或日語，因為當時大陸同學抗日情緒高昂，若不小心透露出自己是「日本僑民」，那就麻煩大了！ 1928年5月3日，國民革命軍在北伐途中與日軍發生衝突，日軍乃蓄意地屠殺6,000餘名中國軍人與民眾，並於5月11日攻占濟南。家母當天跟著同學上街參加抗日遊行，晚上則接獲日本領事館人員的通知命令，要連夜撒僑。原來日本人深怕中國人報復，採取了撤僑行動。家母就跟著外祖父母抱著懷裡的妹妹，連夜落難似地搭上返回台灣的輪船，回到既熟悉又陌生的台灣。過了三個月，母親才在反日聲浪稍平靜後再返回福州。…

大陸海軍近20年的發展異常迅速，一方面是要符合國家的戰略目標，二方面則是為滿足日益抬頭的民族意識，最後則是要在亞太地區建立能與美軍較量的海軍部隊，無論如何，大陸海軍已是一支不容忽視的海上力量。 近岸防禦時期（1949-1979) 早年的大陸海軍，因預算及國家戰略政策因素，海軍的發展不被重視，當時在大陸領導人毛澤東的指示下，相繼成立北海、東海與南海三大艦隊，同時將海軍定位成陸軍的支援部隊，平時負責「近岸巡邏」，戰時協助「近岸殲敵」，原則上作戰範圍不超過40海浬，並以輕型兵力為主。在此發展的原則下，大陸海軍當年的船隻噸位普遍為小型化、輕型化，也造就海軍貫徹「游擊戰」的作戰模式。受限於早年國家建軍政策及科技水平，大陸海軍實力欠佳，是三軍當中戰力最為薄弱的軍種。 近海防禦時期（1980-2012) 然而，1980年代以後，大陸因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對於海上運補的安全需求大幅提高，對外受到「海洋公約法」的影響，對內海軍當時的建軍原則受到海軍司令劉華清的影響，特別提倡建立「現代化海軍」，不但從早年的近岸防禦衍生到近海防禦，更認為未來的海軍的作戰範圍將擴及到「第一島鏈」所有海域，包括：黃海、東海、台灣海峽、南海等，在軍艦的政策中，90年代相繼完成「旅大Ⅱ型」與「Ⅲ型驅逐艦」，「旅滬級」、「旅海級」驅逐艦，「江滬Ⅱ型」改良護衛艦，「江滬Ⅲ型」與「江衛級」巡防艦等建案。…

美國智庫「2049計畫協會」研究員易思安在他《中共攻台大解密》一書中描述中共攻台作戰的想定，渡海作戰首選攻擊地點，將會是新北市林口海湖沙灘；但攻台作戰實際狀況可能與他的想定有相當大的落差。 根據國軍漢光演習想定，共軍攻台作戰，林口海湖沙灘確實被列為解放軍攻台作戰首選地，但研判共軍主力，不會採取兩棲登陸搶灘的方式，而是氣墊船打前鋒、由機降部隊奪取台北港、空降部隊奪取桃園國際機場，攻擊兵力不會全從林口附近登陸，而會是擴展到金山、萬里、淡水各地海岸，同時進行滲透襲擾，估計解放軍自海峽對岸渡海出發，國軍只有三個小時的反應時間。 沒有制空權就沒有制勝權 國軍的情報單位早在十年前，就已發現解放軍實施的「摩托化步兵旅奪港」軍演，目標就是台北港，手段是兩棲快速突擊與直升機機降，快速占領台北港周邊要地、開放港口碼頭。再以海峽號或海洋拉拉號這類快速滾裝客貨輪，迅速進港進行「行政下卸」，一艘萬噸級滾裝貨輪可以裝載一個機械化步兵營，進港2小時內可完成下卸、調整部署後發起攻擊；「奪港」可讓車輛輜重直接運過來，比透過傳統兩棲搶灘登陸運送有效得多。這也是當年國軍為何將具備快速反應戰力的海軍陸戰隊66旅北調林口，把台北港的防務作為該旅主要任務的原因。 整個演習兵推都是在國軍仍然保有空優的狀況下，進行反登陸、反空降的逆襲。但共軍在國軍仍然保有空優的情況下，是不會貿然發動渡海攻擊的。反之，如果共軍已經完全掌握空優後，任何地面的反擊作戰都將是一場殘酷的屠殺，這種作戰模式可從美軍在伊拉克利用無人攻擊機進行「反恐作戰」得到印證。…

農曆新年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傳統節日。它是一個根植數千年農耕文明的文化傳統，不僅未因中國進入工業化的現代社會而退隱，而且更成為所有炎黃子孫最堅強的認同紐帶，以及凸顯中華文明一脈相承的特質。 近兩百年來，中華文明迭遭西方文明衝擊，至今未曾稍歇。辛亥革命成功後，中華民國政府廢除農曆，改奉世界通用的太陽曆，正式定羅馬教皇格列高利八世(Gregory VIII)於 1582年頒布的曆法為全國通用的西曆，以西曆1月1日為元旦日，改傳統農曆元旦為春節。但民間依然視陰曆正月初一為一年新的開始，此後遂有了兩個新年。西方文明還帶來了基督教，並奉創教者耶穌的誕辰為耶誕節。 衝擊如此之大之深，民俗春節卻巍然屹立如昔。概因為中華文明崇尚實際，從春秋時期開始，思想全面專注於世間之事，所謂未知生焉知死，文明中的宗教信仰因素逐漸萎縮。一般而言，中國信仰一直停留在比較初級的階段，向來都以祖先崇拜來代替宗教信仰的大部分功能，所以當百分之百漢人原創的儒家老莊思想，在魏晉之際已是山窮水盡難以為繼時，佛教應運而起，迅速填補了中華文明信仰上的部分空白，即使理性入世如儒家也並不排斥這個過程，此後出現唐末兩宋以來，揉合了外來佛教思想，更新過的新儒家思想。…

錢仲聯(1908-2003)原名萼孫，號夢苕，江蘇常熟人。生前是蘇州大學中文系教授，全國首批博士生導師，以教育為終身職業，其所讀、所研、所編、所作均與詩詞有關，堪稱久負盛名的詩學霸才。   錢仲聯一生均以教研古詩文為主，但詩人深知無學問必非豪傑，有肝膽方是賢達的道理。因此，關注國運民生，就成了他吟詩填詞的廣闊題材。 1930年代初，日本侵華，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相繼爆發，民情激憤。其時，錢仲聯正在上海任教，沉浸於箋注黃遵憲《人境廬詩草》，但外敵犯我的侵略罪行使他血脈噴張，以詩歌為武器，口誅筆伐頗得時譽。 追念那段情景，錢仲聯在其84歲所作《自傳》中憶述：「箋黃詩同時，我基本上用黃詩的表現手法並參用錢謙益、吳偉業的藝術技巧，寫出了大量反映現實、感詠時事的詩篇，從九一八開始，主要如《中秋月蝕》、《哀瀋陽》、《哀長春》、《馬將軍歌》、《書憤》、《哀錦州》、《椎秦》、《近聞》四首、《蝴蝶曲》等。特別是1932年19路軍淞滬抗戰時，寫了《淞亂雜述》十首、《飛將軍歌》、《李營長死事詩》、《虹口義屠詩》、《國軍撤淞防感書一百韻》，以及後來編集時刪去的《新樂府》若干首，發表在《申報》附刊上。黃炎培先生讀後拍案叫絕，到處為之宣揚，並介紹我同吳江著名詩人金天羽先生相識。金先生又對我詩讚賞不已，後來選登數篇在他主編的《文藝捃華》上，評為『才雄骨秀，獨出冠時，老夫對此，隱若敵國。』他為我詩集作序，稱為『其骨秀，其氣昌，其辭瑰瑋而有芒。』還勉勵我在詩國以『圖王』、『圖霸』為己任。」（《錢仲聯自傳》，巴蜀書社1993年版第11頁）由此可見，當年才20歲出頭的錢仲聯，已以其出色詩才，博得名賢大家的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