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民進黨策動的「大罷免」行動，已不僅僅是政治手段的策略選擇，更是一場對台灣政黨政治制度根基的破壞性工程。政黨政治是一個民主體制能否穩健運作的核心結構，它仰賴選舉競爭的正當性、政黨之間的互信邏輯及代議體系的穩定性。但罷免被武器化為「政權延長」與「政治清算」的工具，其對政黨制度的破壞將是結構性的、多層次的，且難以在短期內修復。

選舉空洞化與民意無效化

民主最基本的機制之一就是定期選舉與政黨輪替制度。這套制度建立在「選舉結果具正當性」的預設上，即當一位候選人經由普選當選，其任期內即享有執行政治主張與參與立法的正當地位。然而，當罷免變成選後常態化的對抗手段，一場合法選舉的結果，便會因少數政黨的動員而被逆轉。這種破壞性體現在民進黨罷免藍營立委，並非基於嚴重失職或道德瑕疵，而只是因立場不同、反對法案、或影響執政黨推動政策。其結果是：罷免案等同於二次投票，且不需對全體選民負責，只需動員相對少數、情緒強烈的支持者，便可將之推翻。

大罷免使得「選舉的結果不再穩定」，而「當選」也不再是授權治理，而是一場被持續挑戰的臨時狀態。這將導致兩大後果：一是選民的投票意義被削弱，民意輪替機制的失效；二是政黨治理週期被迫縮短，政策規劃趨向短線操作。當政黨無法預期自己的政治生命將維持完整任期，便會傾向於「快政績、短資源」模式的治理，導致政策浮動、資源錯配，進而惡化治理品質。

政黨競爭失去政策、理念化

罷免政治的邏輯與政策論辯背道而馳。當政黨政治的主軸從「理念與政策的競爭」轉向「人物鬥爭與權力對抗」，政黨之間的政治議題便不再圍繞在經濟、外交、教育或社會正義等議題，而是轉為情緒性對抗與權力鬥爭的延伸。美國學者Russell J. Dalton在Beyond the Left–Right Divide一書中指出，政黨體系的健康與否，取決於其能否提供選民「清晰的政策選擇」與「有效的政策履行」。但當政黨將精力轉向動員式罷免、文宣攻擊、與人身詆毀時，其政策制定與治理能力必然衰退。

罷免行動的頻繁化會迫使反對黨進入「防禦性政治」狀態，不得不花費大量資源應對可能遭受的罷免風險，而無法深耕議題或提出長期政策願景。同時，執政黨也傾向迴避政策辯論，而是以罷免施壓反對者，使其噤聲或被替換為較弱勢的補選候選人。這樣的政治環境將使得整個政黨體系滑向淺層化、泡沫化與去理念化，民眾對政黨的信任度持續下滑，進一步加劇民主危機。

政治菁英養成機制的瓦解

政黨政治除了競選功能外，還肩負著「政治人才育成」的任務。從地方到中央，政黨應提供制度化的學習、歷練與晉升階梯，使具備公共治理能力者能有機會進入體制施展抱負。然而，當罷免成為主要政治風險之一，並且是政黨間報復工具之一時，原本健康的菁英參政環境將出現劇烈排擠效應。對年輕或非傳統背景的政治新秀而言，參政不再是「參與政策」的過程，而是「躲避追殺」的生存遊戲。他們必須小心翼翼避免踩到主流陣營的紅線，否則即使當選也可能立刻成為下一波被罷免對象。這將抑制多元背景人才進入政治系統的意願，導致政黨菁英同質化、保守化，政策創新能力大幅萎縮。

同樣的，罷免頻繁所造成的「補選常態化」，也讓政黨轉向尋求「補選可操控型候選人」，而非具有獨立見解與治理潛能的專業人才。從制度設計面而言，這是對代議體系專業化的直接削弱。

政黨間互信的全面崩潰

在正常的政黨政治體系中，即使朝野政黨理念不同，仍需在議會合作、政治協商、法案審議等層面維持基本互信與制度性溝通。然而，當罷免成為一種「政治威脅手段」之後，政黨之間的互信基礎將徹底瓦解。這在立法院的運作尤為明顯。若每一項法案投票後，都有可能因一票反對而導致某立委成為罷免對象，那麼立委將更難以本於良知來行使投票職權，而只能選擇「政治正確」的路線求保身。這將導致代議功能異化，立委不再代表選民，而只是反映政黨高層的壓力。

長此以往，政黨之間將陷入「你罷我、我罷你」的惡性循環，最終形塑出一種結構性的制度不信任。這種「無協商空間的政治環境」將使得整個憲政體系僵化癱瘓，選民最終對所有政黨都失去信心，轉而投入民粹、極端主義或去政黨化的社會運動。

大罷免是制度退化的信號

當罷免制度脫離其初衷，成為政黨鬥爭的常規武器，民主政治的結構性基礎將被徹底侵蝕。這不僅會破壞選舉制度的穩定性與正當性，更削弱了政黨競爭的理念基礎、政治人才的培育機能與代議民主的公共治理品質。如果民進黨繼續以「民主之名」濫用罷免制度，卻拒絕對制度進行反思與修正，則台灣將從政黨競爭型民主，走向操弄制度型的「選舉威權主義」邊緣。政黨政治的崩解，不是瞬間的政變，而是這種一點一滴由執政者主導的制度侵蝕。

面對這樣的情勢，除了制度設計的修法與監督機制的補強，更需要整個社會共同反思民主價值的本質：民主不是用來鬥垮異己的工具，而是透過制度競爭來尋求更好治理的框架。否則，當政黨都變成操弄者，民主最終將只剩空殼。

（作者係國會法案主任、奔騰思潮青年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