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日本東京高等法院駁回了「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原統一教）的抗告，維持東京地方法院的一審判決，正式裁定解散統一教，這是日本首次以民事不法行為為由勒令宗教法人解散。而該案的源起是因2022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奈良街頭演說時遭槍擊身亡，兇手山上徹也事後供稱，母親因長期向統一教捐獻巨額金錢導致家庭破產，他認為安倍與統一教關係密切，因此將怒火轉向安倍。

日本這項裁決顯示日本社會已正視「高控制型宗教組織」對社會的危害。可惜，台灣社會對於類似現象的討論仍然相當有限。

台灣宗教控制與悲劇事件

事實上，台灣近年出現過多起與宗教團體相關的重大案件，顯示高控制型宗教結構並非遙遠的外國問題。2013年震驚社會的「日月明功案」便是一個典型案例。該宗教團體以修行與靈性提升為名吸引信徒參與，但在團體內部，領袖的權威逐漸被絕對化。該案中，一名信徒在長時間體罰與精神壓力下死亡，事後司法調查指出，該團體內部形成高度服從的權威結構，使成員難以質疑領袖的指示。

另一個近年的案例是2025年的「高雄女代書墜樓案」。一名從事代書業30多年的56歲女子在高雄住處墜樓身亡，家屬事後指控，死者長期受到一間私人宮廟的影響，在宗教話語與投資承諾的交織下投入大量資金。家屬表示，該宮廟以「母娘指示」、「累積福報」等說法，要求死者不斷投資與借貸，甚至向40多名親友借款，最終累積超過1億元的債務。據媒體報導，該女子生前留下大量筆記，指控宮廟負責人長期以宗教權威影響她的判斷，使她在心理與財務壓力下陷入困境。

這起事件引發社會對「宗教話語是否可能被濫用」的討論。案件並非單純的宗教問題，而是信仰、信任與財務操控交織的複雜社會現象。此外，近年亦發生「精舍命案」。案件中，一些信徒長期生活在高度服從的宗教氛圍中，對領袖的指示缺乏質疑能力。外界在檢視案件時發現，這類團體往往形成封閉的群體文化，使得成員逐漸依賴組織提供的精神與人際支持。

從這些案件可以看到一個共同的特徵：當宗教團體形成高度集中權威，信徒往往就會逐漸失去獨立判斷的能力。問題並不在於信仰本身，而在於組織權力過度集中。宗教研究者指出，一些有問題的教派通常具有幾個特徵：領袖權威絕對化、宣稱掌握唯一真理、排斥外界批評，並逐漸干預信徒的生活與人際關係。

韓國也發生多起宗教案件

韓國近年來也出現過多起引起國際關注的宗教案件。例如「攝理教」（JMS）創辦人鄭明析，因涉嫌多起性侵與性騷擾案而遭司法追訴。另一個著名案例是「新天地教會」（Shincheonji），該組織透過秘密查經班與分階段訓練吸收信徒，並宣稱創辦人李萬熙是啟示錄預言中的關鍵人物。研究指出，這類組織透過高度組織化的教育與封閉式群體文化，讓信徒逐漸接受其世界觀。此外，韓國的「萬民教會」與「安證會」等團體，也曾因領袖神格化與末世預言而產生爭議。

ICOC與門徒制度爭議

在基督教的系統中，另一個長期受到討論的組織是「國際基督教會」（International Churches of Christ, ICOC）。ICOC起源於1970年代的美國波士頓運動，之後迅速擴展到全球。其核心制度被稱為「門徒訓練」（Discipleship）。在這個制度中，每一名信徒被分配一名導師，定期向其報告生活與信仰狀況。一些前成員指出，這種制度若缺乏監督，容易演變為高度監控的組織模式。例如導師可能干涉信徒的戀愛、婚姻甚至職業選擇，使個人生活逐漸受到組織的影響。此外，ICOC內部也常被批評存在強烈的群體壓力。信徒被鼓勵參與大量宗教活動與傳教行動，而經濟奉獻也被視為屬靈委身的重要指標。

在台灣，一些與ICOC有歷史關聯的教會網絡也長期存在。例如台灣國際基督教會（TCOC）就是ICOC在台的分支系統，採用層級式門徒制度與密集宗教活動維繫其組織運作。有前成員表示，在該制度下，信徒的生活決策、社交關係甚至婚姻，都受到教會領袖的影響。在一些家庭案例中，親人加入組織後，家庭關係開始變得緊張，例如時間分配、金錢奉獻或人生規劃，都可能成為家庭衝突的來源。

這些現象顯示，任何宗教都可能出現高控制型問題。正因為這種高控制型態是藉由宗教進行，而信仰本身又是高度個人化且屬意識形態層面，單憑外觀，外人很難瞭解內情，或將之繩之以法，在台灣甚至無法可管。

結語

從日本統一教事件，到韓國的「攝理教」與「新天地」，再到台灣出現的宗教爭議，可以看到一個共同的問題：當宗教組織的權力缺乏監督時，信仰就可能逐漸轉變為控制的工具。宗教本應帶來信仰、希望與倫理指引，但當宗教組織變成權力與操控的結構時，社會就有責任提出質疑。日本社會已經開始面對這個問題，而台灣社會則需要思考：在下一個悲劇發生前，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面對「高控制型宗教」帶來的挑戰？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