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金沙遺址出土文物近期在北京國家博物館展出。《山海經》和西漢楊雄的《蜀王本紀》即有古蜀文明記載，三星堆、金沙遺址的發現與系統性發掘，確認了兩者是前後相繼的區域性政權的中心遺址群，有著發達的青銅文明，並存在社會分化和獨特的信仰。

三星堆、金沙遺址位於青藏高原東側、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由岷江、沱江沖積形成。早於1927年位於廣漢市城西鴨子河南岸的農民就發現玉石器，1934、1963年陸續發掘，1980-1981年的發掘提出以「三星堆」文化命名，並進行文化分期。1986年三星堆遺址一、二號祭祀坑的發現，被譽為20世紀中國最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遺址範圍約12平方公里，核心區域約3.6平方公里，出土文物5萬餘件。

2001年在成都市區西北的金沙遺址發現了著名的「太陽神鳥金飾」，隨後又發現了商周時期的水井、窯址、墓葬等。這兩處遺址一脈相承，有城牆、宮殿區、居住區、祭祀區及玉器作坊等重要遺存，冶金、治玉、絲織技藝高度發達。三星堆古城從西元前1600-1100年，金沙遺址從西元前1100-800年，兩處遺址的年代相當於商至西周，彰顯了古蜀歷史悠久燦爛。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群像、面具、金仗，金沙遺址出土的青銅小立人、金冠，都是瞭解古蜀國社會結構的重要線索。古蜀國青銅群像是天神、地祇、祖先構成的象徵，也代表著國王和巫師掌握政治和宗教權力，構成世俗和宗教權力的兩大統治集團。

三星堆青銅人像的髮式顯示，其統治集團由多數的辮髮群體和少數的笄髮群體組成，前者手持龍形和鳥形仗，地位高居後者之上，應是最高的統治者，主持軍事行政等世俗事務；後者則依據姿勢和服飾的差異，掌握著不同等級的宗教與祭祀事務。到了金沙時期，辮髮群體取代笄髮群體，掌握了宗教事務。三星堆青銅人像的髮式有笄髮、辮髮、盤辮、椎髻、立髮，冠帽有回字紋平頂冠、斜紋平頂冠、雙角形冠（盔）、立冠、異形冠等。不同的髮式、冠式，代表不同的職能和身分地位。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眾多的青銅人面具近似真人形象，大小不一，這些或是不同時期被供奉祭祀的祖先。三星堆遺址共出土三件縱目大面具，與銅人面像和頭像明顯不同，類似人首鳥形神像，表明這些是神而非人。

成都平原有岷江、沱江，土地肥沃，溫暖濕潤，為古蜀先民發達的集約化濕地稻作農業提供了條件，並產生發達的手工業生產與分工。金沙遺址出土的耜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商周時期木制農具，足以證明古蜀先民時期發達的稻作農業。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還有陶器、動植物、絲綢等。金沙遺址的出土則有陶器、漆木器、動植物等。金沙遺址的動物遺存與祭祀用品共存，包括馬、牛、虎、黑熊、亞洲象、犀牛、野豬、水鹿、赤麂等，為當時的地理氣候環境提供了重要資料。兩處遺址出土眾多的陶器，分別為食器、炊器、酒器和貯藏器，反映古蜀先民的飲食生活方式。遺址的玉石器作坊遺存顯示製作的有瑪瑙珠、石圭、石斧、石璋、玉戈、玉璋、玉璧等。遺址還發現青銅器的製作場所，並出土大量的金器飾品，形態各異製作精美，顯示手工業的高度發達。

出土的器物改寫了人們對中國青銅器時代的認識，並在神靈祭祀崇拜等方面，提供了和其他古文明進行對比的樣板。遺址出土的太陽形器、太陽神鳥是對太陽崇拜的直接體現。大量的眼形器、眼形飾和銅眼泡，大面具的縱目突出，獸面眼睛碩大，反映先民對眼睛的崇拜，其實質是對太陽的崇拜。古蜀先民信仰萬物有靈，出土器物的造型和紋飾包括太陽、山嶽、神樹、花蕾、虎、蛇、羊、牛、豬、雞鴨、鳥魚鱉、蟾蜍等。遺址出土的大量祭祀禮儀用器，包括玉器、金器、面具、神像、神樹、儀仗器等彰顯先民的想像力和浪漫的情懷。三星堆出土眾多的青銅尊、青銅罍，其中盛裝海貝、象牙珠、玉鑿、青銅玲、青銅掛架等。尊、罍常與人物形象結合，體態多樣，反映出尊、罍在古蜀先民中的地位。

三星堆、金沙遺存顯示，當時先民已採用龍骨條形芯撐和鑄接工藝，從其掌握的青銅器髹漆技術，黃金熔斷技術，金器、玉器如玉璧玉璋的製造工藝，陶器的形態製作及遺址出土的大量海貝均揭示，三星堆與金沙遺址的緊密關係，顯示其文明並非孤立的，而與黃河流域的二里頭文化、商周文化、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文明互有往來與影響。三星堆和金沙遺址的發現，極大豐富了人們對中國文化的起源和先秦歷史的認識。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