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雖貴為蔣介石的長子，但因他有蘇聯背景，美國對他充滿疑慮，並多所打壓。美方安排蔣經國訪美，表面上給足面子，由艾森豪總統在白宮親自接見，但國務卿杜勒斯當面給蔣經國難堪，1954年6月更施壓讓他辭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

1950年代上半段，是蔣經國一生受到最多政治打壓的時候。由於蔣經國作風強硬，讓許多國府人士不以為然，包括張群、陳誠等人都擔憂蔣經國的作風，會讓美國拒絕援助台灣。

蔣經國不僅受到國民黨派系與國府將領的掣肘，美軍顧問團更懷疑蔣經國在蘇聯學習的背景，即使蔣經國開誠布公，允許美軍顧問到部隊實際去看政工人員的工作，但仍無法取信美方。美國邀請蔣經國到美國參訪，卻被國務卿當面教訓一頓。1954年6月，蔣經國辭卸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職務，這大概是1948年在上海打老虎，搜捕囤積居奇的經濟罪犯，遭到各方反彈後的又一次挫敗。

美藉援助干涉國府運作

國府遷台前後，美國為其自身利益，積極介入國府內部問題，甚至主動向國府列出軍事防衛與行政管理名單，要求孫立人負責軍事，政治委由吳國楨負責，國府若不照辦，美國將不提供援助。國府拿人手軟，只好任命吳國楨為台灣省主席，孫立人先擔任台灣防衛司令，後任陸軍總司令，不過，國府對兩位文武官員處處設防。

蔣經國來台後，第一個重要工作是擔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也因此職位與追隨他父親的許多將領發生了矛盾。當時為了防範來台軍隊軍心不穩，蔣經國所指揮的政工人員在部隊中引起不少糾紛。從中情局1950年代的極機密檔案可以看到，許多軍隊對政工人員不滿。

當時以海軍與政工人員的矛盾較大。海軍內部派系複雜，抗戰後，國府甚至撤銷海軍總司令部，改設海軍處，不久後又恢復海軍總部，但由陳誠、桂永清等陸軍將領接管海軍，可見蔣介石不信任海軍。內戰後期，海軍艦隊在長江叛變，僅有部分船艦逃出，更讓蔣介石懷疑海軍的忠誠。

根據中情局解密的檔案，1951年時部隊士氣低落，海軍很害怕蔣經國的政工人員舉報，海軍補給艦在日本及台灣之間運油，船上總有政工人員，而且除艦長外，還有另一位可供替補的艦長。海軍總司令桂永清表示反對，卻於1952年4月被蔣介石撤換。

海軍向美告狀對抗蔣經國

國務院解密檔案當中，有一份美軍顧問團海軍顧問貝耶立(Beyerly)給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William C. Chase)的報告，他說他曾於1951年11月2日告訴海軍總司令桂永清，政戰局（總政治部）造成華府對台灣有很不好的印象。桂永清請他把這些事情當面告訴蔣介石，因為沒有人敢對蔣說實話。

11月8日上午，貝耶立見到蔣介石，親口告訴蔣，華府有許多不利國府的報告，最受爭議的是政戰軍官侵犯了軍事指揮官的責任與權威。貝耶立也向蔡斯建議，此時是調整政戰局的時機。

另一份國務院解密檔案可以看到，1951年5月蔡斯抵華任美軍顧問團團長後，於6月15日向蔣介石提交了一份他對國軍部隊的觀察報告。同月27日，蔣介石在總統府邀集中美雙方要員，針對蔡斯的報告進行會商。7月6日，美國大使館代辦藍欽以機密電報回報國務院稱，中國政府需要防範軍隊及民間發生叛亂與陰謀破壞，但了解情況的美國人與部分中國軍官認為，政工制度在軍隊與民間的運用有嚴重缺陷，對軍隊效率是弊多於利。

1951年國府將領與美方裡應外合，向蔣介石與蔣經國施壓，希望廢止政工制度。此外，根據1951年7月美國國務院的極機密檔案，美方向國府表達美援物資必須由美方有效地監督與管制，這引起國府內部有不同的看法，陳誠、吳國楨、張群等人主張配合美方，以爭取美援物資，但從中情局的解密檔案可知，蔣經國當時力排眾議，反對受到美國控制，外交部長葉公超告訴美方，美國這樣做，幾乎是逼國府投降。

蔣經國之後為了大局退讓一步，允許美軍顧問團派人到總政治部實際了解狀況。1951年12月5日中情局極機密檔案顯示，蔡斯接受蔣經國的提議，指派一位顧問實地觀察政工人員在部隊上的實際作法。

有人藉美勢力反對蔣經國

中情局一份1951年10月27日標題為「蔣中正與蔡斯對蔣經國地位有所爭執」的機密檔案顯示，蔡斯認為政治部是秘勤組織，是非民主的。在中美雙方有歧見之際，孫立人支持美方蔡斯的立場，督促蔡斯去找蔣介石，好好談談這些問題。這份檔案提到，蔣經國認為是他在蘇聯14年的經歷，造成美方對他不信任，如果他有美國的背景，美方一定會肯定他推動軍中政治教育的作法，而不會罵他是模仿共產黨。

1952年4月，吳國楨辭去省主席前往美國，此事造成中美關係的波瀾。吳在美國不斷批評國府，尤其是蔣經國，1954年甚至在美國雜誌撰文大罵蔣經國搞警察國家。幾個月後，藉著蔣介石第二任總統上任內閣改組時，蔣經國辭去總政治部主任職位，緩解了美方的壓力。

杜勒斯當面指責蔣經國

在蔣經國離開國防部的前一年，1953年10月，美方邀請蔣經國出訪。根據國務院的檔案，1953年10月1日蔣經國會見國務卿杜勒斯時，雖然態度謙和，極力降低姿態，但杜勒斯仍表示，不認同蔣經國為維持台灣安全情勢穩定所做的努力，擔任蔣經國翻譯的沈錡不敢將杜勒斯的不滿翻譯出來，現場沉默了一下子。杜勒斯見狀，又再一次指責蔣經國，並舉美國的經驗告訴蔣經國，處理安全事務不需要這麼嚴厲，翻譯如實把杜勒斯第二次的講話翻譯出來。根據國務院的檔案記載，蔣經國聽了杜勒斯的批評，只回答了幾句聽不太清楚的話。顯示蔣經國並未料到會被杜勒斯如此批評，當場氣氛很尷尬，只能隨便敷衍了幾句話，使得國務院在場的記錄人員，根本聽不清楚蔣到底說了什麼。

蔣經國訪美，雖然見到艾森豪總統，但拜會國務院時卻遇到難堪的事，看來美方沒有減緩施加在蔣經國身上的政治壓力，加上國民黨內鬥還在醞釀，1954年2月吳國楨在美國刊登廣告，再次批評國府與蔣經國，反蔣經國的政治浪潮一波波襲來。蔣經國後來感嘆地告訴衣復恩，他成了眾矢之的，可見當時他內心承受的壓力。

蔣經國辭去政治部主任

為了維繫對美關係，同時穩定國府內部，在飽受美方壓力與國府內部權力鬥爭之下，蔣經國辭去總政治部主任職位，但同一時間陸軍總司令孫立人也被奪去兵權，調任總統府參軍長。這項人事安排，很可能是蔣介石為了平衡各方的力量使然。1955年，孫立人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署後被指控涉及部屬發動兵變，辭去參軍長。國府忌憚美國壓力，僅軟禁孫立人直到蔣經國去世，才由另一個親美的李登輝釋放。

吳國楨在美國四處告洋狀，影響中美關係甚大，也造成對蔣經國的巨大壓力。1954年3月4日，蔣經國寫信給陳大慶說，「弟一生與人無所爭，而今日所欲爭者，乃爭國家之獨立而已。」不久。蔣經國很無奈地被迫離開國防部。根據國史館出版的蔣經國手札，1954年6月26日，蔣經國以機密電報告知在美國的宋美齡，張彝鼎接任政治部主任，兒定7月1日移交。7月9日，蔣經國致函張國疆，「四年餘來服務軍隊，由於自己年輕學淺，未能達成任務，於心有愧。今奉命調職，自應深加反省，並將一本有過必改之決心，以圖報效黨國於未來之時日。」

蔣經國交卸總政治部主任後心情仍未平復，7月11日，蔣經國致俞國華函云「弟對吳某之毀謗，始終並不介意，但此種惡意宣傳，對於國家之利益，與父親領導之威信，確有很大之損失。且皆因弟個人之關係而引起如此事件，此乃於心最感不安者，自知有罪也。今已奉命調職，對於一切自應深加反省，以圖報效黨國於來日。俞部長擬派弟為國防部次長之厚意，無任感激，請代致懇切之謝意。」

同日，蔣經國又寫信給衣復恩說，「雖然感覺到無官一身輕，但是大敵當前，豈可偷安。最近半年來，我已成眾矢之的，但是能夠殺傷我的身體的人，絕不能殺傷我的靈魂。」蔣經國也寫信給江國棟，「我對於此事乃經過再三之考慮而決定的，並已完成辭職之手續。」蔣經國又在16日寫信給鄭彥棻，「在台灣忙了四年多，難免有錯處，錯處確實很多。」

從這些私人信函可以看出，蔣經國雖對朋友說是奉命調職，但實情可能是吳國楨在美國不斷指控台灣當局搞特務，國府內部反對勢力藉機攻擊蔣經國，加上美方持續不斷施壓，才決定請辭，對於俞大維安排國防部次長的心意，也表達懇辭，不過，幾年之後，蔣經國還是回到國防部擔任副部長與部長。

擺脫美國蔣經國掌控大局

1954年6月，蔣經國離開國防部總政治部，緩和美方的政治壓力，蔣經國下台，孫立人也同時下台，轉任閒缺。這個局面是以退為進，兩三個月後，國府就發表蔣經國接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地位與權力反而提高。一年後，台灣發生孫立人案，算是蔣經國對美方還以顏色，拔除美國在國府內部所扶植的勢力。

在1950年代結束前，保密局改制為情報局，多年來與蔣經國始終不和的情報局局長毛人鳳病逝，至此，蔣經國的政治路途上，僅剩下當時的副總統陳誠可以匹敵。陳誠病逝後，蔣經國接替俞大維擔任國防部長，才完全擺脫美方勢力的干擾，這時的蔣經國反而與中情局台北站站長克萊恩(Ray S. Cline)交好，鞏固了他是唯一可以代表蔣介石與美交涉的地位，美方也不得不默認蔣經國為接班人與代言人的地位，昔日胯下之辱終得一雪。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