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稅局最近公布，2017年計有630.96萬戶申報綜合所得稅。按家庭申報稅額高低分成20等分來看，所得最低5％的家庭平均所得收入僅4.2萬元，與所得最高5％的家庭平均所得476.3萬元比較，差距竟達113.4倍，創下歷史新高。

如果更進一步觀察歷年以來綜合所得稅申報戶的資料，2005年平均所得收入最高的5％與最低的5％的差距，僅有55.1倍。10年之後的2014年，首度突破百倍，達到109.7倍，之後逐年擴大，近幾年來均維持在100倍以上。說明台灣社會貧富差距，已經從10餘年前中產階級減少所呈現的「M型」化，逐漸轉型為朝向集中少數家庭所呈現的「L型」化，顯示台灣家庭平均所得收入的差距越來越大。

低底薪拉低整體薪資水準

歸納其原因，乃是薪資成長的速度難以追上經濟成長的速度。誠如許多學者專家指出，從1990年代初起，台灣產業結構開始轉型，在轉型的同時也引發了就業型態的變化，造成台灣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近年來面對全球經濟競爭與產業結構調整，許多廠商在追求維穩經營及因應景氣惡化的風險考量下，採取「低底薪、高獎金」制度，無形中也拉低了整體薪資水準。

此外，則是增加許多臨時或派遣工，由於這類工作型態上很不穩定，尤其薪資所得微薄，其收入僅能勉強餬口，根本無力支撐一家生計。

薪資成長不及物價上漲

另一方面，薪資成長幅度趕不上物價上漲幅度。2001年迄今，台灣經濟除了2009年受到金融風暴衝擊之外，平均維持3%以上的成長；但是，依據主計總處今年2月公布2018年受僱員工薪資統計，每月平均經常性薪資40,980元，年增2.57％，是近18年來的最高增幅；如果加上年終獎金、加班及其他酬勞，每月平均薪資再創新高達到51,957元，年增3.94％。不過，上述每月平均經常性薪資扣除物價上揚幅度之後，每月實質薪資平均僅有38,235元，不及2001年水準。也就是說，台灣實質平均薪水倒退了17年。

相對此一期間，國際原物料價格大幅走高，使得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一成以上，這意味著，薪資成長的幅度難以追上物價上揚幅度，最後被迫陷入貧窮循環，而成為近年以來受薪家庭揮之不去的夢魘。

坦然言之，台灣社會多數家庭所得收入來自薪資報酬，若薪資未能隨著經濟成長有所增加，則代表一般家庭的所得收入減少。這情形嚴重影響民眾日常的消費行為，尤其中低收入貧窮線下的家庭甚至需要透過政府擴大救助來維持生計，如果擴大延伸將接近貧窮線的家庭納入統計，貧窮家庭數量會更加可觀。

教改未協助中低收入子女

不可否認，長期以來我們認為，若要這些中、低收入家庭子女未來能擺脫貧窮的環境，除了勤奮努力工作之外，必須接受完整的教育，始能擺脫貧窮的宿命，這是公認的不二法門。然而，近年教育制度改革，並未有效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子女獲得上進之路，反而讓富裕家庭的子女有更佳的就讀機會。這可以從設備、資源較不足的私立大學之學生結構，大多是來自中低收入或勞工家庭子女，獲得證明。

來自弱勢貧窮家庭的子女為了繳納高昂的學雜費、生活費負擔，必須不斷打工，俾以輕減家庭經濟的負擔，但他們讀書的時間比富裕家庭子女少很多，這使得他們難以培養出未來應付職場的知識與競爭能力，更別奢求有翻身的機會。

贏者獨享比重日益增加

換句話說，近年來隨著經濟結構快速變化、產業技術大幅進步，台灣社會中贏者獨享的比重日益增加。如何透過政府政策的調整，促進社會資源分配符合公平正義，達到擴大「贏者圈 (winners’circle)」以擺脫貧窮化，是至為迫切且無法迴避的挑戰。其中，政府除了可以透過各項移轉支出措施，降低家庭貧富的差距外，更應該採取有效就業創造措施，這些包括致力於傳統製造業的轉型，以及加強推動服務業的升級；尤其必須排除市場進入的障礙，藉以促進民間投資，進而創造就業機會。

不可否認，目前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所衍生的家庭貧窮循環問題，其實是1980年代後，經濟自由化洪流、產業全球化浪潮之下的一環。近年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許多成員國已經開始重視此一議題，同時透過政策擴大「贏者圈」，藉以擺脫社會貧窮化，俾讓自由化、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效益與成果，並非由少數的贏者獨占，而可由多數民眾共享。

因此，面對2020年大選即將來臨，我們希望朝野政黨均能以宏觀的心態面對此一事實，別讓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更加惡化。經濟成長是硬實力，民眾幸福感是軟實力。這些均為老生常談、陳年舊案，卻又是促進台灣經濟永續發展的關鍵。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