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3日是鄭學稼(1906-1987)逝世32周年的紀念日。我忝為他的門生之一，稱他為「老師」是理所當然，但我寧願稱他為「先生」，因為他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典範，稱他「先生」，覺得親近且大氣，可以俯身、可以仰望。

1987年7月學稼先生在台北三軍總醫院病逝，當時我在美國忙著撰寫博士論文，遠隔重洋，未能親自在病榻前為先生送終，自是平生最大遺憾，還好及時趕回來參加了在二殯景行廳先生的告別式。是年8月我在《文訊》第31期發表〈反共理論大師：鄭學稼先生對馬列主義的研究〉表示對先生的追悼。匆匆32年過去了，這是我第一次寫回憶先生的文章。 

鄭學稼與陳獨秀

先生與民國史以來的許多著名人物都有交往，但他常對我談的有陳獨秀、胡適及張國燾。

1938年1月，先生因公去漢口，李麥麥邀他到武昌探訪陳獨秀，這時由於陳正和毛澤東政治談判與鬥爭，託病不見李鄭二人。5月初，先生受《時事新報》之託，送稿費給陳，陳當時住在漢口模範區一家成衣店樓上。先生說：「他給我深刻印象，在於青菜粗飯，態度誠懇，和有與眾不同的主張。」以後二人經常來往。

陳獨秀於該年6月初入川，先生於6月28日抵宜昌，因康兆民的關係，先生馬上換船，在船上遇見陳獨秀和家屬在船頭打地舖，心中有一種特別的感受與同情。先生告訴我，陳獨秀創立中共黨時以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為革命對象，他信仰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他認為在中國先要發展資本主義然後再實行社會主義，但到重慶後寫的〈論資本主義〉，《時事新報》居然不予刊登。

先生還說，陳遷居江津後生活無依，靠朋友接濟，1941年3月25日陳突然寄一封信給鄭先生，內付5千元(國幣)支票及代轉張國燾的信，請先生面交張。先生隨即帶著信件與支票去見張國燾，陳給張的信內說「卻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後萬為我辭。」原來這是重慶層峰知道陳生活困難，透過朱家驊贈5千元，陳退還朱，又託張國燾轉寄陳，陳再堅退。先生說：「張國燾接信和支票後對我說『仲甫先生總是如此』」。此事後來先生告訴我「陳獨秀貧賤不能移」。

先生研究馬克思主義，對陳獨秀有較深的了解與特殊的同情，《陳獨秀傳》寫得真是深入，先生過世後才出版有點遺憾。

鄭學稼與胡適

1959年春天，中研院全漢昇突然到臨先生家，對先生說：「胡適先生見你在《祖國》上關於中共六中全會分析的論文，認為是有學問的人寫的。他問我：是否認得那作者？」全氏又說：「胡先生又問我：如此有學問的人，台大為何解聘他？」全氏最後說：「胡先生要來貴處看你。」先生認為就年齡與文化界的地位而言，胡是前輩，於是客氣地回答「應該我去看胡先生」。接著不久胡氏來電話「我久仰你」，並約2月20日在南港見面。

先生如約前往南港中研院胡氏公館。胡鄭兩人由下午4點談到晚上8點，胡適留先生吃晚餐。這次胡鄭「談話」有如下內容：(1)胡說在紐約就看過鄭的著作，既回台灣，便想和鄭見面晤談。(2)胡重複說中共批判他，並問：「你對那些批評有何意見？」鄭說：「有的地方頗有理。」胡說：「我未公開反馬列主義，中共所以批判我，由於我的『懷疑』。」鄭說：「一個人不受任何信仰支配，這個原則，我是無條件支持的。」(3)俞某在三十年代要胡改正三民主義，胡因此寫〈知難行亦不易〉，居然引起國民黨的反攻，就此不再改正。(4)談到陳獨秀，胡有嚴厲的評語，鄭阻止胡。胡改口說反對陳做共產黨，鄭說：「一個知識分子，為着信仰，犧牲兩個兒子和財產，死後無葬身之地，雖然幹共產黨是錯誤，應該原諒。有一種知識分子，人們給他錢，他連褲子也脫下來，那才該罵喲！」(5)胡談到胡風，說胡風的文藝主張與自己的相同，鄭說這是中共對胡風主張的歪曲，真正原因在於胡風與周揚爭文藝領導權。(6)兩人還談到大陸文藝與台灣文藝界的情況。胡說：「共產黨的文藝理論書，不易懂」。鄭建議：「讀讀普列漢諾夫的這類著作」。

晚餐後胡要派車送鄭回家，鄭堅辭，自己乘三輪車至南港，然後轉車回家。

鄭學稼與張國燾

我為了寫《張國燾與中國共產主義》，向先生請教。先生告訴我：張國燾北京大學出身，五四運動時期擔任北京學聯會主席，不但是中共創建人之一，也是「八一南昌起義」主要策劃人。張曾建立「川康蘇區」，是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實力雄厚，在中共25,000里長征期間，為了「西行」與毛澤東「北走」發生分歧，張以「第二中央」與毛的「第一中央」抗衡。迫於新疆馬家軍的圍堵，紅四方面軍兵敗潰散，張率餘部轉往延安，到延安後，毛解除張國燾的兵權，可見張到延安後，已不是毛的對手。

1938年4月初，張以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身分祭黃陵，祭後突然不回延安。張遠走武漢，中共派周恩來勸，請張顧全大局重返延安，張拒絕，並公開宣布脫離中共，隨即中共將張開除出黨，張脫離中共後由武漢前往重慶，蔣介石認為「張國燾事件」是國民黨對中共鬥爭一大勝利，但蔣並未重用張國燾。

1948年6月，張國燾在上海辦《創進》周刊，邀請先生擔任主編，直到上海時局逆轉，先生與張準備前來台灣，《創進》才告停刊。先生曾告訴我，張國燾來台後住在草山（陽明山），國民黨排斥他，還以權勢奪占張氏住宅，終於迫使張遷居香港，此時大陸完全變色：「老蔣突然想起張國燾，並要張成立第二中共，以便與毛共對抗。張回蔣說：『一切已晚』，給以回拒。」

我看完張的《我的回憶》，問先生此三大卷書寫得如何？先生答：如實撰述，有歷史知識性。

流落香港的張國燾於1968年移居加拿大，先生每次赴美探親都會轉往多倫多看望張國燾。張中風後身體癱瘓，生活起居不便，只好轉住養老院，1976年底先生最後一次去看望張，他一走進養老院，看到張坐著輪椅。張一看到鄭突然扭轉輪椅背朝著鄭離去，先生尾隨至病房，張躺在床上假寐不理他，臨別張的兒子甚至不送先生去機場。關於這次探訪，我曾問過先生：「難到張先生對老師您有所誤會？」先生答：「張身體癱瘓，英雄氣短，晚景堪憐，精神心理都有失常現象，他以為我是奉台北之命召他回台，真是大錯特錯。」

1979年冬天大雪紛飛之日，張國燾在病床上因被子掉落床下無力蓋回，在寒凍中離開人間。先生後來對我說：「你是在台灣唯一寫張國燾傳記的人，應該把張的末日寫上。」

鄭學稼與《中華雜誌》

《中華雜誌》發行人胡秋原是我大學時代的老師，更是鄭先生的老朋友，三十年代他們兩人便認識，他們都在日本留過學，而且上海發生「社會史論戰」時，胡先生是主要參與者，鄭先生也參加論戰。

八年抗戰時期，鄭胡二人先後去了重慶，也都用自己的筆墨盡一個知識分子對民族聖戰應盡的力量。之後，二位又先後來到台灣，鄭先生在台大經濟系任教，胡先生擔任立法委員，「中西文化論戰」後，胡先生辦《中華雜誌》，鄭先生經常為雜誌寫稿。

鄭先生在台大任教期間，因批評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政策被解聘。先生通印尼文，因此前往印尼，在雅加達擔任一華僑中學校長，並翻譯印尼蘇卡諾總統之《印尼建國五原理》，先生說：「我由這本書，知道蘇卡諾的思想，受三民主義的影響」。

先生有一次在新店胡先生寓所對我說：「國民黨政府可以用政治力免除我的教職，但沒有辦法奪去我手中的筆！」遠在海外的鄭先生經常在東南亞、香港華文報刊發表文章評析時論。

《中華雜誌》是鄭先生晚年發表文章時論的主要陣地，「鄉土文學論戰」二人攜手捍衛民族文學，抗擊「疾風集團」，二人不惜走上法院訴求正義。1986先生發現腸癌，1987辭世，胡先生痛失老友，輓聯有曰：「學問關興亡，赤事洞明少用處；患難識孤介，黃泉儻憶出庭時。」

鄭學稼與政大東亞所

蔣氏父子為培養黨政軍反共理論高級人才，設立了政大東亞研究所與政工幹校政治研究所。東亞所所長由當時「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吳俊才兼任，幹校政研所則在王昇的領導下，由段家鋒將軍負責。這兩個教研單位都禮聘鄭先生到所任教。

先生在東亞所講授「馬列主義專題研究」、「社會主義運動史」、「第三國際史」，在幹校政研所開授「共黨理論批判」，大師在講座上講自己最有心得的學術專題，其精彩可想而知。

1974年秋天，我進入東亞所「東亞問題研究班」進修，與碩士班的學生一起修先生開授的「馬列主義專題研究」。先生備有講課大綱，手拿粉筆，或站或立，不說廢話，直接進入專題講授。我還記得開學第一次上課，先生對同學們說：「馬列主義專題要研究的包括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與史達林主義，要區分這是三個主義，不是一個主義；馬克思主義不是列寧主義，更不是史達林主義。」隨後在黑板上寫了三個英文字，以便讓同學了解他說的「區別」：Marxism、Leninism、Stalinism。

先生又指出：「馬列主義是史達林主義的代名詞，因為史達林自稱他是馬克思和列寧的『好學生』，他的思想理論自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故簡稱『馬列主義』，英文是Marxism-Leninism」。這使我生平第一次明瞭馬列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要加以區分。引導我進入哲學領域的是胡秋原，開啟我進入「馬克思學」（Marxology）堂奧的是鄭先生。

先生退休後東亞所才成立博士班，當時所長芮和蒸繼續禮聘先生在博士班開授「馬克思主義研究」，先生說年老，不想再教，向芮所長鄭重推薦：姜新立可以勝任這門課程。就這樣，我接下了東亞所博士班的專題講座。第二年我離台赴美留學，向先生辭行，他說他一生最缺的是哲學，研究馬克思更要哲學基礎，受到先生的感召、鼓勵與期許，我進入紐約州立大學哲學系就讀，畢業後，轉內布拉斯加大學專攻馬克思政治哲學。沒有鄭師的推薦、鼓勵與期許，我不可能到東亞所博士班任教，也不可能前往美國留學、八年後取得學位回台任教，繼續接下他的棒子，這是我這一生轉變的關鍵。

鄭學稼與「馬克思學」

先生在人文與社會科學上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70餘種學術著作便是明證。此處只談他與「馬克思學」的關係。依我的認識及瞭解，在「馬克思學」的研究與造詣上，先生不但是台灣/兩岸的「馬克思學」權威學者，即使放在世界學術領域，他也是第一流的研究家，美國的史卡拉賓諾、德國的金德曼都與先生對談過，都肯定先生不僅是「中共問題」權威，而且對馬克思理論的研究與歐美「馬克思學」研究家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30年代先生便譯出雷岱爾《社會主義思想史》，40年代寫《馬先爾的新古典派經濟學》，50年代寫《第三國際興亡史》、《列寧主義國家論之批判》，譯貝加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之本原》，60年代譯龐巴衛克《馬克思體系的完結》、考次基《論無產階級專政》，70年代寫《馬克思勞動價值說的爭論》，並在台灣首先介紹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寫《論馬克思的異化說》、80年代發表〈廣西元信對馬克思學說的新解〉、出版《論共產主義之異化》。先生晚年指出：有三個馬克思（青年、中年、老年）。一再對我說：「連馬克思都說『就我所知，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老弟你要深思這句話的意思。」

先生出版《南斯拉夫史》後到入院治病前，還想寫《盧卡奇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他要正在美國留學的我蒐購歐美研究盧卡奇的著作，我遵命照辦，第二年回台到醫院探望先生時，他趟在病床上正在閱讀我帶給他的書，罹病尚不棄於用功學問，令人感佩。

蔣介石政府敗於毛共，退守台灣後自然站在「反共」前哨，大家稱鄭先生為「反共理論大師」，可以理解，但不一定合乎先生的原意。先生曾自怨「不幹政治，而所研究的都是嚴重政治鬥爭的問題。這一錯誤的代價，是我欠了反共的債，使我精神不安，每天都感有索債者臨門。」

如果先生還健在，看到蘇東劇變，見到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的轉型，檢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代列寧主義和史達林主義，先生應該會說他欠的反共債已經還完了，現在要觀察的是「後社會主義中國」如何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問題。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