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是一場決定未來中國命運和走向的文化思想鬥爭。當時引領一代風騷的馬克思主義、杜威主義、孔子學說爭芳鬥妍、劍拔弩張，各不相讓，最後一心謀求人民福祉的中國化的馬可思主義以仁者無敵勝出。

超邁千古的五四文化革命

五四文化革命(1916-1921年)是中國思想史上另一頁百家爭鳴的華麗詩篇，華族沉潛千年之久的豐富想像力、創造力，又一次充分爆發出來；其間，不論在規模和內容上，都超邁先秦的百家爭鳴。雖然這時中外各種主義學說思想，雜然紛陳，萬流競進，但引領時代風騷的主要還是馬家（馬克思主義）、杜家（杜威主義）和孔家（孔丘主義）三家，而這三家思想的互動交鋒，精彩紛呈；但由於這是一篇短文，篇幅有限，只好集中論述馬、杜兩家的文鬥，而且限於政治文化和社會問題兩個領域。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這場持續六七之久的三家文鬥，錯綜複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分有合；有同有異。平常是稱兄道弟的朋友，以禮相待，論戰時卻橫眉冷對，毫不相讓。當時的兩個領軍人物李大釗和胡適之間亦友亦敵的關係，就是個範例。

五四初中期，杜家胡適、周作人與馬家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周樹人），聯手發動文學革命、道德革命，猛烈攻擊孔家的文學道德堡壘；末期，當戰場轉移至兵家必爭的社會和政治領域，即化友為敵，針鋒相對。

在此過渡時期，杜家在馬、孔兩家的鬥爭中，充當了一個仲介角色；質言之，杜家的胡適、周作人，大力引介西方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把當時人們的思想從孔家綱常名教的羅網中解放出來，然後再在嚴峻的內憂外患交迫下讓位給馬家；於是馬家取代杜家，成為後期獨領風騷的思想流派，有識之士、有志青年視之為進步革命思潮，趨之唯恐不及。

百年後重溫往史，李大釗在這個重大轉折中，無論在思想理論上、人格風範上，都對當時和其後的中國思想啟蒙、社會走向，起了超過陳獨秀、胡適和魯迅不可取代的關鍵作用；質言之，就是他從歐俄引進、宣講馬克思主義，將之中國化，並培養了許多承其衣缽的好學生，例如新中國的開國元勳毛澤東、周恩來等，迎來了中國的新紀元。

三家文鬥的兩組參考系

三家的文鬥，錯綜複雜，內容繁富，為了便於理解和論述，特化約為兩組參考系：一是個人價值與集體價值；杜家推崇個人價值，集體價值寓於其中；反之，孔家和馬家則推崇集體價值，個人價值寓於其中。二是理性與德性。杜家假定，凡是合理的都是道德的，德性附屬於理性；反之，馬家和孔家則假定，凡是道德的都是合理的，理性附屬於德性。於此可見，三家的思想體系中均含有個人價值和集體價值，理性和德性；所不同的是，它們在三家的思想體系中所占的比重、先後位序、內在的有機組合，相異而已。

在承平時期，三家本可以像以往儒、釋、道三家一樣，和平共處，互融互補；但是，在五四這個風雲激盪的多事之秋，救亡圖存的迫切時代要求和任務，將三家的矛盾激化，以致在文化思想領域，展開了一場不是你要吃掉我，就是我要吃掉你、全盤否定論敵的惡鬥奇觀。

一個基調，雙重變奏

抑有進者，雖然三家一致接受民主與科學（德先生和賽先生）為五四文化革命的基調、主旋律和時代精神，但有各自的版本，所以到了五四末期，馬、杜兩家從聯合走向分裂，一個基調衍生了三重變奏；杜家的胡適，高唱自由與人道，馬家的李大釗則高唱正義與平等，孔家（新儒家的梁漱漠可為代表）則依委於馬、杜兩家之間，基本上回家藩籬，原地踏步。

在與馬家聯手攻擊孔家時，杜家的自由與人道的變奏成為時代的強音、主旋律，但隨著國難日深，救亡圖存的時代要求任務壓倒一切，國人的注意力遂從文學、道德的領域轉向社會和政治領域，馬家正義與平等的變奏遂成為時代的強音、主旋律。

（一）公天下的王道理想

如上所述，三家文鬥的一個主戰場是政治文化，也即環繞著終極文化的理想、價值範疇，展開論戰。馬、孔兩家信奉「公天下」，杜家信奉「私天下」。「公天下」的理想價值，在中國政治文化中源遠流長，源於《禮運大同篇》內「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也即「公」字當頭的大同世界觀、終極價值；這是中國政治文化由仁導出來的王道政治的最高境界。積澱深厚，構成了有別於其他文明的思想和心理上的基本特徵，中華文明的基因，因而具有內在本能性的反應機制，決定中國民族的價值取向，喜惡偏好，從而制約面對引進的各種思想流派時選擇的結果：合者納之，不合者拒之。

所以，在任何情況下，縱然在近現代面臨歐俄文明的猛烈碰撞，也絕不能丟棄，否則中華文明勢將無以自立自強自榮於世界文明之林，必將如德國哲人赫爾曼凱澤林(Hermann Keyserling, 1880—1946）早在1912年所預言的，中國如果喪失了自己的文化特徵，將會走向崩潰。

五四及其後的歷史證明確實如此。例如五四中後期，李大釗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裡正式宣告，接受馬家共產主義標舉的公的世界觀和終極價值，直接上承孔家衛道士康有為的《大同書》、美國化的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從而承襲了中國政治文化世代相傳的「公天下」大道、王道。

質言之，李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改造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概念，轉而接受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民主的概念。他在不同場合使用了不同名詞，如庶民、平民、勞工、無產階級等，但均表達了一個共同信念：即未來的世紀是無產階級的新紀元。因此，他的「天下為公」是為了廣大的現代無產階級（即勞動人民）謀求幸福，從而使公天下的大道，從立足於落後的農民群眾基礎之上，轉而立足於現代先進的勞動人民基礎之上，成為王道仁政的現代版。這是他在本質上有別於康有為、孫中山「公天下」的地方；前者服務於地主階級的利益，後者服務於資產階級的利益。

最後，李為公的世界觀重新界定了傳統「天下」的內容和範圍，雖然他是強烈的愛國主義者，但並未因此而陷於狹隘的民族主義。他熱烈鼓吹打破國界、族界、種界、洲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聯合，建立世界聯邦，共進於自由、平等、互愛的仁者大同世界，這是何等博大的仁者心懷！

反觀胡適的杜家卻反其道而行，標舉「天下為私」，視「私」為其終極價值，把個人價值放到絕對的地位，將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中鼓吹個人價值的思想學說大量引進中國，奢望它們能在中國文化土壤裡生根。這對中國文化是完全陌生的，加上當時中國的文化生態和政治生態，完全不利於個人主義世界觀的滋長。這是將自由主義整合到中國文化裡的先天性障礙。海內外的中國自由主義者，都是一些中國文史素養深厚的學者，人們眼中的碩學鴻儒，何以明知故犯？誤國誤民，何以自解？

（二）根本解決論vs.改良論

三家文鬥的另一個主戰場是與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和習俗問題，如勞工（礦工、人力車夫、雇傭）、女權（纏腳、戀愛、婚嫁）、吸毒、自殺、傷風敗俗（迷信、風水、懶惰）、崇洋媚外等具有腐蝕性的社會病態現象。對於這些老大難的問題，胡適主張走美國人的路，搞紳士式的「點滴改良」，稍安毋躁，一切慢慢來；李大釗則主張走俄國人的路，搞壯士勇者的「根本解決」辦法。具體而言，1917年至1919年在李大釗和胡適之間，針對人力車夫的問題，爆發了一場著名的「問題與主義」的論戰。

這次對決，是胡適主動挑起的。1917年7月，他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中，指名道姓地攻擊社會主義，責問李大釗「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我們還要得意洋洋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

事實上，強調改變世界的馬家信徒更著重調查研究的科學方法，所以這不是兩家爭論的焦點，爭論的焦點是兩家的思維方式。胡適的思維是形式思維，他將人力車夫這類具體的社會問題孤立起來看待，不去聯繫造成這些問題的外部原因，如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等日益加劇的侵略壓迫，如果連基本生存都成了問題，哪有時間讓你慢慢解決；同時還有嚴重的內部原因，就是軍閥連年混戰，兵連禍結，民不聊生；政治極端腐敗，顢頇無能、法制不健全，縱令有好的對策，也難以落實，不了了之。

因此，李大釗根據他的上下唯物辯證思維，即下層的經濟基礎決定中層的生產關係、上層的意識形態，得出的結論是：當下中國的社會問題不是枝枝節節的小問題，而是農耕文明的結構、前提、價值觀都落伍過時，老舊不堪；就是像座摩天大廈，問題不斷，已不宜居住，這已經不是修修補補的小問題，而是必須按照工業文明的套路重新設計，整個砸爛另起爐灶的大問題。一旦這個根本問題解決了，其他枝節問題都將一一迎刃而解。

胡適還犯了個語病，明說不談主義學說，但杜家的實用主義就是一種不折不扣的主義和學說，所以這場爭論本身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說，胡適名為討論問題，實則借此次文鬥反對社會主義革命，鼓吹改良。他還特別敦請他的老師杜威親自來中國助陣。同時，英國的思想界權威羅素也被張東蓀請到大陸來從旁幫腔壯膽，鼓吹改良的社會主義，反對革命的社會主義。當然，俄國人也沒閑著，派來了共產國際的代表鮑羅廷協助李大釗、陳獨秀組建中國共產黨。於此可見，中國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國革命也是世界革命密不可分的組成部分。

總結而言，這次論戰展現出李大釗關懷民瘼的仁者心懷；子曰：博愛之為仁，此之謂也！

毛澤東周恩來完成李志業

李大釗對當時中國社會特殊國情的認識和分析，富有極其深刻的預見性，他基於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論證也極富於哲理性、原創性。在他的啟蒙和引導下，五四後期體現仁道的社會主義思潮後來居上，逐步取代了杜家自由主義思潮和孔家的新儒家，而成為中國現代文化思想的主流。此後的中國社會，正是朝著他在社會的革命實踐中，用鮮血劃出的「公天下」和「根本改造」的大方向前進，而不是朝著胡適在象牙塔裡用墨水劃出的方向前進。仁者無敵！

李大釗的好學生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的第一代開國領導人，經過了長期艱苦卓絕的武鬥，奇蹟般地完成了他的志業。從此，神州免於陸沉之禍！從此，白首之中華，脫胎換骨，成為「青春之中華」！從此，中國強勢崛起，傲然立於東亞和世界之林！值此五四百年之際，飲水思源，我們能不感戴前賢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豐功偉業？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