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辛吉論中國

2011年季辛吉寫完《論中國》(On China)一書時，他已先後訪問中國多達50次以上，該書出版後，依然不定時地訪問中國，他見過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到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等中共最高領導人。可以說，不論在美國學術界或政治界，季辛吉是最了解中國的人。

在書的前言裡，季氏從「歷史主義」看近代/當代中國：若要瞭解20世紀的中國外交，或21世紀中國的世界角色，首先必須對中國的歷史有一個基本的認識。該書有三章近90頁篇幅談傳統中國。他說中國有其「獨特性」（光榮孤立），一如美國是「例外主義」。他談到中國是世界上最早成為「統一」（指秦始皇統一六國）的國家，也談到中國在漢唐盛世就是東方最強盛的國家，直到明朝，他還指出中國是「世界上頭號航海大國」。

季辛吉說中國文化的一大特點是，中國人的價值觀在本質上是「世俗的」，不是如西方基督教文明，或中亞伊斯蘭文明所強調的「神聖性」，他說這要歸功於中國的「儒家學說」。儒家學說尚仁愛，對世界秩序講王道，在國際交往中，季辛吉強調中國有深遠的戰略眼光和謀略，中國人的實力觀與《孫子兵法》密切相關，基本上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帝國，對擴張領土並不熱衷。就憑以上這一大段話，筆者認為，他對中國的認識與瞭解，超過美國一般國際政治學者/權力政治外交家對中國的觀察視域。

密訪北京vs. 美中和解

冷戰時期東西兩大陣營全面性對峙，中共將美國定性為「帝國主義國家」，美國視新中國為「共產極權主義國度」。在這種中美兩國都視對方為死敵的態勢下，要想讓毛澤東和尼克森啟動一場對話，哪怕是像今天的「視訊對話」，都困難重重，更不用說實現兩國「和解」了。然而這就是黑格爾所說的「歷史理性」，季辛吉見了周恩來，不但磋商安排「毛尼會」，還在毛澤東接見尼克森後，最終達成對峙22年後的中美「和解」。

季辛吉在書中指出，尼克森在1967年10月號《外交》(Foreign Affairs) 雜誌一篇文章寫道：「我們不能讓中國永遠在國際大家庭之外做非分之想，老是怒氣沖天。在這個小小星球上，我們沒有足夠的空間讓近10億最具潛力的人民憤怒地生活在孤立之中。」這說明在東西冷戰的國際大棋盤中，尼克森不認為圍堵/孤立紅色中國為上策。

但為何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尼克森後，也能在和解的大邏輯上一拍即合？季辛吉說，毛、尼二個人都是政治現實主義者，毛澤東熟知《三國志》中的「東聯孫吳，北拒曹魏」，更懂得中國傳統政治戰略所謂的「以夷制夷」，換到1970年代中蘇分裂與衝突的新時空維度中，顯然毛澤東已將原來的「主要矛盾」（美帝）降為「次要矛盾」，然後用統戰邏輯「聯合次要敵人（美帝），孤立打擊主要敵人（蘇修）」。對於毛澤東此一戰略思考，季辛吉在書裡用下面這句話表述：「毛澤東決心迫使蘇聯在攻打中國之前瞻前顧後、猶豫不決」。

對尼克森來說，季辛吉認為，「當前蘇聯對美國來說更為危險，如果中國在中蘇戰爭中一敗塗地，那將有損美國的利益」。尼克森當時的戰略思考是「在中國問題上，地緣政治超越了其他考慮」，季辛吉甚至向尼克森建言，「若蘇中發生衝突，美國將持中立態度，但在此範圍內應盡可能向中國傾斜」。於是美中兩國領導人從不同角度審視了他們的共同目標。季辛吉說，「在毛澤東看來，『和解』是一種戰略必要手段，尼克森則將其視為一個改變美國外交政策和世界領導地位的機會」。季辛吉在書中稱「革命的毛澤東」與「悲觀的戰略家尼克森」，從現實主義上把握住共同目標，中美走向和解是政治的必然。

季辛吉論周恩來

對中共領導人的認識，是理解與判斷中共政治路線、戰略/策略走向的基準。50年來，季辛吉在這一點上，對他不只一次見過的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乃至習近平都有深入的認識，但因《論中國》出版於2011年，習近平2012年才出任中共總書記及國家主席，季辛吉在書中沒有談到習。

季辛吉先見到周恩來，其次才是毛澤東，這在外交政治訪問中，不論是秘密訪問或公開訪問，從秩序和階層由下而上訪晤，都是合理的。

季辛吉認為，周恩來是他從事公職生涯60年中遇到過「最有魅力的人」。在談判中，季形容周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壓倒談判對手，能憑直覺猜到對方的心理活動」。季辛吉在哈佛求學與任教時即以IQ高聞名學校，按季的觀察，周恩來的智商更高。季辛吉在書裡說，周是毛澤東與群眾之間重要的紐帶，也是把毛的遠大理想化為具體計畫，甚至還會給毛澤東的過激之處降溫的人物。這種人物當然是經世相國之才。

在交往中，季辛吉尤其稱道周恩來「含蓄、敏感的風格」，幫忙克服了曾互為仇敵的兩個大國間，新型關係中的很多「隱患」。季說：「我們雙方都不抱幻想能改變對方的基本信念」，「但我們也聲明了雙方的共同目標」，具體例子就是第一天在釣魚台國賓館會談時，周恩來開宗明義就對季辛吉說：「恢復友誼是發展兩國新關係的主要目的之一」。含蓄中帶坦率，敏銳中有慧見，是季辛吉對周恩來的深刻印象。

季辛吉論毛澤東

季辛吉1972年2月伴隨尼克森前往中南海首次見到毛澤東。季說毛願意被人看作是一個哲學家，「毛主席不需要用傳統的王權標誌來表現他的權威」。季辛吉看到毛澤東用雙手抓住尼克森的雙手，向尼報以最慈祥的笑容。季說「這次會面，讓我們第一次體會到毛澤東的風趣和他話中有話的談吐風格。多數政治領袖談自己的想法時，都是逐條陳述的，他則像蘇格拉底一樣用問答法先問個問題，或發表一個意見，然後請對方評論」。

尼克森提了幾個實質性問題，毛都不回答，毛只向尼表示「中國對美國沒有威脅」，毛贊成「加快雙邊合作」，最後毛強調「我喜歡尼克森」，「右派當權，我比較高興」。會晤快結束時，提倡「繼續革命論」的毛澤東，向尼克森強調：「意識形態對兩國的關係不再重要了」。真是畫龍點睛，在季辛吉眼裡，毛澤東是一個拿得起、放得下的政治場域中的「哲王」。看看從川普到拜登，美國到現在還在強調美中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上的差異，強調在競爭中要對抗，其政治遠見差毛澤東太遠了。

季辛吉1975年10月及12月與毛澤東最後兩次談話，第一次是安排福特總統與毛主席見面，第二次是陪同福特會見毛澤東。此時毛已年老體力不濟，但據季辛吉的觀察，毛所顯示的是「無比堅定的意志力」、「兩次談話思路異常清晰」、「以他特有的捉摸不定、孤高的耐心和含蓄的威脅，把必要事務推到了極限」。此語是指毛對福特和季辛吉談蘇聯、歐洲、日本，還談他的「三個世界理論」。

1976年9月毛澤東病逝，季說毛「給接班人留下了他的功業和告誡，留下了他的豪情和他的遠見卓識；他使中國出現了數百年來未曾有過的大一統」。特別是在蘇聯解體後，中國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興強國之際，季辛吉肯定「毛澤東為中國的發展奠基付出了代價」。我認為季對毛的這些認識與評價相當平實、中肯與客觀。

季辛吉論鄧小平

至於鄧小平，季辛吉說，如果說毛澤東推翻了舊中國，以其斷璧殘垣為最終現代化的基礎，則鄧小平以其勇智，靠個人的積極性和堅韌不拔實現了中國的現代化。

對於取消人民公社，實行改革開放，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如今讓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一事，季辛吉說這些都是「鄧小平的高瞻遠矚，鍥而不捨和實事求是的見證」。季對於鄧小平「改革開放」策略中的「摸著石頭過河」、「按步就班」、「社會求穩」特別肯定。

至於鄧小平親自訪美，為中美關係正常化所做的努力，對中美聯盟所下的新定義—相互尊重、平等對待、共同利益，為中國現代化專心注目美國科技發展等，限於篇幅在此不談。

中美應重構太平洋共同體

今年夏天，中國人民外交學會（CPIFA）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CUSCR）的協助下，組織了一場紀念「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季辛吉首次訪問中國50周年的活動，將近百歲的季辛吉透過視訊，回顧了當年周恩來稱之「震撼世界」的密訪過程，並且對今天嚴峻的中美關係指出：「中美之間的衝突將會分裂整個世界，而如果試圖讓其他國家在中美之間站隊，只能為它們帶來更多的壓力，並讓局勢變得更加困難。」

其實季辛吉在《論中國》書末加了〈後記〉(Epilogue)，標題是〈克勞備忘錄：歷史會重演嗎？〉季辛吉已預測到美中未來會發生對抗。為了解除美中對抗的危機與困境，季辛吉批評了〈克勞備忘錄〉，並提出新的邏輯建構。

克勞(E. Crowe)是英國外交官，1907年針對歐洲撰文提出一戰的危機起因於德國的崛起，以及針對此一新力量的某種有組織的對抗。克勞的論點以後發展成為「克勞學派」，即新興大國崛起必然帶來對原來大國的威脅，於是出現新舊大國的必然對抗。近來流行的「修昔底得陷阱」(Thucydides Trap)論，就是克勞學派的衍生物。

克勞學派認為中國的崛起必然與美國在太平洋，乃至全世界的作為無法相容，最終產生對抗，必將釀成危機。季氏不同意這個觀點，他說「中美關係不必，也不應成為零和博弈」；「經驗已經表明，試圖通過對抗強加於人可能弄巧成拙，尤其是對中國這樣一個擁有自己歷史宏圖的國家」。可見季是深深瞭解中國。

怎麼辦？季辛吉認為「中美關係的恰當標籤應是『共同進化』」。他提出新的建議：「走向太平洋共同體」。他說「共同的區域政治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中國對美國執行對華遏制政策的擔心。而且亞洲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和美國的遠見，以及兩國在多大程度上認同對方的地區歷史角色。最後季辛吉呼籲：「太平洋兩邊的領導人有義務建立共同協商、相互尊重的傳統，共同建構世界秩序，將成為並行不悖的國家抱負。」

季辛吉這個建議與習近平英雄所見略同。中共十九大政治報告說：「世界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在世界多極化下，各國互相聯繫和依存日益加深，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平衡，要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推進大國協調合作，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框架。」

50年前周恩來宣布季辛吉「密訪中國成功」造成「震撼世界」，今天倘若中美兩國能夠同心協力，先建構「太平洋共同體」，然後再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那不僅將「震撼世界」，而且會是建構國際新秩序的「偉大成就」。

(作者係中山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