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下午近3點時，台東和花蓮地區發生強震，隨後即有災情傳出。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在傍晚通知各地方政府，等待蔡英文在視訊會議中給予指示。但蔡英文晚上8點才到應變中心，唸完稿後就起身走人，讓災區地方政府與會人員錯愕並感覺「冷血」。原來，蔡英文的「熱血」已在當天下午的南投輔選行程中用罄，勉力出席應變中心會議時，只剩下啟動「讀稿機」的餘力了。

選制助長不正常政治發展

花、東兩縣是民進黨不易攻下的政治版圖，而且人口數偏低，值此地方九合一選戰已開打之際，民進黨蔡英文主席以總統身分，關心兩縣的地震災情，乃至於主動要求中央政府給予協助，這也是一種選舉考量的「真性情」流露。

照理說，中央政府施政不應對地方自治選舉造成影響，目前現實上除選戰常被導入政黨對決外，議題無分中央或地方，也均會影響不同層次的選情。這就無怪乎，地方自治選舉中仍充斥著「親中賣台」，或「中共同路人」的指控。

然而，中央和地方層次的選舉以節省資源為由合併辦理後，每隔兩年就會有一次全台性大選。此一情形，除容易讓同一政黨在總統和立委選舉皆取得勝利，導致憲政制衡機制崩解外，地方選舉過去出現的「外溢效應」，也違背防範同一政黨掌握大多數權位的制衡原理。

更值得思考者，全台民眾每隔兩年就同時進入一段政黨對立的激情期，且在這段期間，包括總統、政務官員及立法委員都投入輔選，不僅「不務正業」，更可能損害選舉的公平性。對此，法律雖定有競選活動期間的限制，但執行上卻形同具文。

競選活動偷跑已成常態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3章第6節的標題為「選舉及罷免活動」，而該節內的第一個條文為第40條，明定「競選活動期間」是「以投票日前一日向前推算」：直轄市長為十五日，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縣（市）長、鄉（鎮、市）長、原住民區長為十日，而鄉（鎮、市）民代表、原住民區民代表、村（里）長則為五日。然而，離11月26日投票日前的3個月內，競選活動不就早已經開跑，就連蔡英文不也已搭乘空軍行政專機，「假視察真輔選」？

長期以來，台灣的選舉法制均定有競選活動期間，而且很可能就是仿效日本的法例。日本《公職選舉法》所定競選活動期間的限制，如參議員和知事的競選活動期間為投票日前17日內，町村議員或町村長候選人則是投票前5日內。日本不僅對競選活動的限制比台灣嚴格很多，而且他們也會嚴格執行法律。因此，在日本若提前從事競選宣傳活動，就會因屬違法行為而遭到取締或法辦。

台灣過去有學者質疑在法定競選活動期間之前，候選人就已「偷跑」從事競選活動，使法律喪失尊嚴而形同具文，故建議主管機關內政部予以正視及提出修法。但內政部和部長徐國勇的回應很弔詭，誆稱在法定競選活動期間前的活動只是競選的「事前準備」，並已有《集會遊行法》等相關法規可資規範，而競選活動期間開始後，才算是「競選活動」，應受到《選罷法》的限制。

為公平秩序規定活動期間

事實上，台灣的《選罷法》定有競選活動期間的理由和日本一樣，都是為了社會秩序和選舉的公平性，故法律規制與競選有關的公開活動，只限於在一定期間內才能為之。例如，早期台灣選舉法規曾規定，只有在法定競選活動期間內，才得以公開在自己選區內的家戶或沿街拜票，而這項規定迄今仍是日本選舉時的法律規範。

如果《選罷法》的適用如徐國勇上述解釋，那麼《選罷法》第50條規定「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於公職人員選舉競選或罷免活動期間，不得從事任何與競選或罷免宣傳有關之活動」，就表示政府機關在法定競選活動期間內都不得從事競選宣傳活動，那若有政府機關在活動期間前就從事競選活動，豈不更嚴重違法？

此外，選罷法第44條明定「候選人於競選活動期間，得在其選舉區內設立競選辦事處」，但各候選人早已紛紛成立的「競選服務處」或「競選總部」，難道不算是「競選辦事處」？

執政優勢應依法最小化

總統及政務官固然可以輔選，但以其擁有的職務、名銜也算是政府資源，公開從事任何與競選有關的活動，就應嚴格限制在法定競選活動期間內，才可能有公平的競選環境。換言之，選舉時雖難避免有所謂的「執政優勢」或「現任者優勢」，但仍應追求此種優勢的最小化。畢竟，總統、政務官、立委和民意代表等，若長時間把心力花在輔選上，不僅是一種不務正業，並容易妨害選舉的公平性。

(作者係民主文教基金會董事長)